三年前的2月24日，蒋彦永医生上书两会，呼吁为＂六四＂正
名，引发广泛呼应。在3月14日的两会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蒋
彦永上书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而是给出了
一大段显然是预先精心准备的说词。

温家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
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
运的严重的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
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15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取得这
样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坚持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
一，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今后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
机遇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丧失这个
机遇。我想，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的
更为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一个总理
最为关注的问题。＂

温家宝毕竟是总理，深得共产党官话之精髓，能把一种凶狠霸
道的意思表达得文雅而堂皇，听上去不带一点血腥气。温家宝这段话
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说，六四屠杀是正确的；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
中国的稳定。这就是说，稳定是要靠屠杀靠镇压来维持的。六四后
15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就是六四屠杀正确的有力证明。

温家宝的这段讲话并无新意，他不过是在重复中共其他领导人
在谈到六四时的同样立场而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重视这段讲话，
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六四屠杀和中国的经济发
展究竟是什么关系？

六四之后这十几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
展，以至于被不少人惊叹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经历了民主转
型的俄国东欧，尽管也进行了同样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但在经
济增长方面反倒显得逊色，不少国家还经历过一段为期不短的经济滑
坡。这就怪了：为什么民主的或半民主的俄国东欧搞起经济改革来，
反而不如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呢？

常常有人抬出东亚经验。他们说，南韩和台湾都是在威权统治
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这就证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威权统治
下，祗要统治者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并且正确地把握其发展方向，即
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而不是搞共产不是搞计划经济，那就常常会比民
主制更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观点未免以偏概全，因为有很多
反例；不过它也不是毫无道理，但仍然太笼统。因为我们这里关心
的，不是民主和专制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泛泛而论。我们关心的
是，对（原）共产国家而言，实行民主和坚持专制，谁个更有利于经
济的改革与发展。

怎样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分析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入
手。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简言之，就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把计
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
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
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
分，三是卖。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如今一提起中国经济改革的
伟大成就，不少人总是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邓小平那句名言＂让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位山西老农民说得好：＂俺们村解放前有一户
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
初？＂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
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
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
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
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
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
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
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
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
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
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
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
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
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
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
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
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
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祗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
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
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
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
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
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

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
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
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
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
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
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
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
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
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
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其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
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
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
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
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
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
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
业没法卖出去，祗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
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
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
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
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
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
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
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
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
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
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
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
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
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

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
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
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
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
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
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
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
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
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
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
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

以上的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
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
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
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
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
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
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
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
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
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
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
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
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这该有多难啊！

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
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
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
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
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
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象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
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
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
—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
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
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
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
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
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
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
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
祗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
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
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
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
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
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简单说来，＂
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
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
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
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
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
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
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
展。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
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
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
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
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
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
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
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
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
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们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
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
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
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祗好回过头来自谋
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
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把改革拉回正道

如前所说，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
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如果你可以置民众
的意愿于不顾，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最快当的办法自然莫过于抢
劫。中共领导人说没有六四就没有稳定和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不打自
招，承认了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持枪抢劫。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奥秘
之所在。

俄国东欧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
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那里，人民有发言权，
有投票权，这就使得那里的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具有一种基本
的合法性。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持枪抢劫式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
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但是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
所以其结果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也就不
可能被民众所接受。

中共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才坚拒为六四正名。他们
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温
家宝希望＂再给我们20年、50年的稳定＂，它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
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
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但我们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祗能是一个
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
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
大的威胁。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
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
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
以后我们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祗会更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