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形形色色为中共所控制和渗透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台湾国民党上层媚共势力和台湾反华台独势力，对辛灏年和《谁是新中国》一书进行长期全面围堵、诬陷、批判、否定经年而不能“竟其功”之后，中共终于“挺身而出”，开始“大打出手”，对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一书展开了文革式的全方位“革命大批判”。
2005年5月21日，中共“《光明日报》之网站“光明网”，这家五十余年来专门用以控制、批判、定性、摧残知识分子思想和思潮的著名党报，发表了中共化名“田雨”的写作班子所纂写的三十万言书：“为新中国辩——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批判”。该三十万言书，通篇赤裸裸地使用文革式的谩骂语言，并使用文革式大批判的极端下流手法，将辛灏年定性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指辛一心要帮助美帝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丧家的乏走狗”，是“特务”——竟然与十年来台湾国民党上层分裂势力和媚共势力曾先后并坚持诬陷辛灏年是中共匪谍“同曲同工”。中共更将《谁是新中国》一书定性为一部“妄图挖我共产党和新中国祖坟”的“奸伪之书”，批判该书是诬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歌颂独裁者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可怕毒药。因此，该三十万言书，不仅要将辛灏年和他的“谁是新中国”一书同时“批倒批臭”，而且还要以“冻死苍蝇未足奇”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派，绝不容许辛灏年这样的人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
该三十万言书在它正文前的摘要中写道：
近两年，一本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于美国的所谓“历史专着”——《谁是新中国》，在网上悄然弥漫，虽然没见出现“热炒”的火爆场面，但炮制者辛灏年的自我游说，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轻信传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他们或是心怀叵测，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对历史无知，用荒唐与谎言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编织着诱人上当的陷阱，麻醉和毒害着心灵纯洁的中国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学生。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在网路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
中共之所以终于下决心发表该三十万言书，以求彻底批倒批臭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固然是因为它布置在在海外和台湾的形形色色政治势力对辛的诬蔑和对“谁”书的长期围堵与批判，因过于无力而不能逞其愿；还因为胡锦涛反动集团在上台后开始执行了一条连江泽民也不敢执行的“旨在全面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他们要借批判辛灏年和《谁是新中国》，来指责中共前领导人（指江泽民）“只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权力和所谓政绩”，竟然说“《谁是新中国》是学术问题，不要批判和辩论，是放弃了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胡锦涛反动政治集团已经到手的专制权力，而且是为了要在政治上全面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准备，与胡锦涛胆敢鼓吹“北朝鲜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贯是正确的”，完全一致。
然而，这还不是中共终于下决心批判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和目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陆民间已经长达二十年的历史反思运动，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反动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其根本目的，则是它要藉继续窜改历史来继续欺世盗名，以求保住它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以维护它已经愈来愈走向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不抗战、假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中共，在今年纪念抗战六十周年之际，于全世界所做出的种种虚假表演，虽然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他要藉纪念抗战来实行对外统战的目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二十年来，在海内外，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因敢于反思历史而勇敢揭露中共种种历史谎言的优秀历史著作，早已在大陆民间和海内外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所以，中共企图继续藉纪念抗战来欺世盗名的罪行，也就成了“欲盖弥彰”。而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一书，正因为是这一历史反思的学术尖兵，它不仅在历史的事实上，系统地揭露了中共的历史谎言；而且在理论上，彻底地否定了中共的共产革命；尤将中共钉在了专制复辟这一历史和政治的耻辱柱上，确实是挖了中共革命和中共新中国的“祖坟”。所以，中共才在海外对辛灏年迄今围堵不成、而《谁是新中国》一书又在中国大陆民间愈来愈获得了广泛影响和衷心认同之后，它才因深怀恐惧和痛苦，而不得不冒着邓小平早就说过的“共产党批谁谁香”的危险而亲自上阵大开杀戒了。虽然它迄今只敢在国内秘密消毒，却不敢在海外公开发难。
尽管中共在国内发表三十万言书以批判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时，绝然不敢在国内同时发表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一书，反之，甚至更加疯狂地加紧了对该书和辛灏年所主编的黄花岗杂志的封锁。但是，本刊还是本着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在黄花岗杂志网站全文发表中共对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的三十万言大批判书全文，以飨读者。裨能使海内外读者都能够对中共胡锦涛反动政权重操文革式革命大批判手段，及其反动、倒退、愚昧和下流的本质，产生更加痛切和深刻的了解。这对于我们坚持历史反思，决心澄清历史，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扫尽历史的谎言和垃圾，无疑将会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 黄 花 岗》第 15 期讯】旅美中国大陆学者、《还原一九五七》作者魏紫丹教授日前发表长文，对中共借发表《为新中国辩》对辛灏年发动文革式大批判，提出反批评。而他提出反批评的重心，却是揭露化名田雨的中共大批判写作班子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开宗明义地批评说：《为新中国辩》(简称《辩》)一文的作法，对共产党来说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对他批的对象《谁是新中国》来说，是“正面文章反面做”；将二者合起来，从实质上来说，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接着指出，“辩”文把它的30万言“摘要”归结为三句话：一是“近两年，一本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于美国的所谓“历史专着”——《谁是新中国》，在网上悄然弥漫，虽然没见出现“热炒”的火爆场面，但炮制者辛灏年的自我游说，黎安友（Andrew J﹒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轻信传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二是“他们或是心怀叵测，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对历史无知，用荒唐与谎言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编织着诱人上当的陷阱，麻醉和毒害着心灵纯洁的中国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学生”。三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在网路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 。”但这三句话恰恰证明了该写作班子是《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一位声嘶力竭的义务推销员，是在“名贬实褒、名抑实扬、名拒实迎”地确证着该书所展现出的三大特点：一是“内容的真实性冲决了中共建筑的谎言大坝”；二是“传播的广泛性实属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产王朝的统治根基”；三是“风格的创新使它在诸多历史专着中独树一帜”。
接着，魏紫丹教授便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针对中共三十万言的文革式谩骂，逐一地予以了批判，特别对“辩”文是怎样用“欲盖弥彰”的手法，借对《谁是新中国》进行批判，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予以了极其透彻的揭露。
在该批判文章结束时，魏紫丹教授用情很深地说道：
新中国之新，新在国魂；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大中华民国的国魂。
辛先生之书，义正词严，经纬交织，泾渭分明，亲者快，仇者痛。
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日月当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他还不无恢谐和风趣地以“骆驼在前进，狗在叫”的民间俗谚，结束了他的长达七万字的反批评文章。
魏紫丹教授文章全文在黄花岗杂志网站发表。
《为新中国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对“摘要”的解读
魏紫丹
《为新中国辩》(简称《辩》)一文的作法，对共产党来说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对他批的对象《谁是新中国》来说，是正面文章反面做；将二者合起来，从实质上来说，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里可有二解：一是打着红旗真的就是目的，反红旗只是事与愿违的客观效果，即毛泽东常说别人而最后落到自身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是打着红旗是手段，反红旗才真正是目的。后者可以说是大陆文人的生存之道。就连名望如巴金者，他说他为了说一句真话也要配上几句假话。看来，事实竟是这样，也真是这样：说假话可以掩护着真话出笼，就等于打着红旗作护身符；而说真话就意味着反红旗，或者说红旗就要反你，总之是很冒险的事情。至于说，“辩”文作者的闷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读者好像是在审视一个没打开的西瓜，只能是隔皮断瓤，带有猜谜的性质。而笔者则是这样判定的：“辩”文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我写这篇读后感，就是在此前提下，谨持被动态度，不再另起炉灶，只是就窝下蛋，做一点儿“点破”的功夫；差别仅在于是从第一种意义上点破还是从第二种意义上点破而已。
“辩”文把它的30万言，“摘要”归结为三句话：“近两年，一本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于美国的所谓“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英文书名：《Which is the New China──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在网上悄然弥漫，虽然没见出现“热炒”的火爆场面，但炮制者辛灏年的自我游说，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轻信传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他们或是心怀叵测，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对历史无知，用荒唐与谎言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编织着诱人上当的陷阱，麻醉和毒害着心灵纯洁的中国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学生。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在网络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
从三句话的总精神中可以破解出：作者是一位《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声嘶力竭的义务推销员，尽其所能地确证该书所展现出的三大特点：内容的真实性冲决中共建筑的谎言大坝；传播的广泛性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产王朝的统治根基；风格的创新性使它在诸多历史专著中独树一帜；以及书如其人，从书中透露出作者人品方面的两个特征：屹然挺立与清正廉洁。
让我们来看看：“辩”文是怎样用“欲盖弥彰”作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具体手法，对《谁是新中国》进行名贬实褒、名抑实扬、名拒实迎，而凸现其三大特点的？
一，内容的真实性冲决中共建筑的谎言大坝
最根本的是，从内容上讲，《谁是新中国》是以翔实的史实、无可反驳的逻辑、精确无误的语言、实事求是的态度、标示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革命所创建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专制复辟所带来的旧中国”，从而使自己的立论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也把中共永远钉死在“开倒车的反对共和革命的专制复辟”之历史耻辱柱上。
我们不必追问：《辩》文的意图是要使中共从耻辱柱上解脱下来，还是要在“批判”的幌子下，切切实实地宣扬《谁是新中国》所揭示的真相和真理，因而把中共钉得更牢？但是，我们很高兴他能大量地引证原文，让大陆读者一瞻原著风貌。
在《谁是新中国》的“内容简介”中，我们看到，鼓吹者有大言不惭的如是地说──
《谁是新中国》一书是在对世界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新探讨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回顾和总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不仅从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对新中国──中华民国，一再遭遇国内外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扑和颠覆的艰难历史，予以了清晰的论述；还对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长期命令和直接指挥下，对中华民国实行造反和夺权的行径，及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事实，予以了明确的论证；特别是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所进行的澄清，不仅是对中共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对费正清中国现代史观的深深责难。
《谁是新中国》一书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作了极为严谨的辨析之后，指出，辛亥之后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与欧洲前专制国家的民主过渡历程并无二致，为民主过渡的必然历程所使然。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国民主统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与中华民国前途的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但又深入浅出、说理绵密。既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论辩风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后，曾应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学和各地侨界作系统讲演，其所一再产生的轰动效应，已经预示着这部崭新的“中国现代史辨”，将使读者和学界瞩目
据炮制者辛灏年在自供状中说，为了这个所谓的“真话和真情”，“一九九四年三月，本书作者怀揣着一个明确但是危险的答案，一个历经十数年不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获得的重大成果，和数十万字已经整理好的研究资料，离开了故土，告别了亲友，来到了异国他乡，为的是要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来完成他的著述，来回答历史的种种诘难，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我们又在《谁是新中国》的“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中，看到这样的说辞──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汇聚。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结。
…………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不是在那里的血泪中浸泡过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那地狱般的苦境。毛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九种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睁眼对世界的看法，闭眼对人生的领悟，翻书对历史的见解，心灵对艺术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这个新式的、超过秦始皇的皇帝所规范。不接受规范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处置……
辛灏年先生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以发奋之情，盯住了中华民国史。
他发现中华民国史是一堆糊涂账。
他发现，中华民国的曲折成败，在于“革命与复辟”，在于“专制和民主的反复较量”。找到了这个立足点，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去俯瞰脚下奔来眼底、又冲向未来的滔滔历史长河。
他的笔就象拍岸的惊涛声，在讴歌、赞美、肯定；在谴责、批判、否定。他的笔，描绘出了许多早已蒙尘的大量史实画卷，找到了现实的许多来龙去脉。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辛灏年先生的历史巨著。
与此同时，我们又在《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中，看到这样的话语──
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随身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掷，从中共军警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向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场面，体验着屈辱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仅是小说家高尔品，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和学说究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说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负：一部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
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强调，倘若没有大陆学者反思历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言。因为无论这个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黎安友扯出“正名”的破旗，以售其奸，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民主”，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代表的腐朽没落阶级，摇旗呐喊，招尸还魂。黎安友在《谁是新中国》的“美国友人黎安友教授序”中写道：
虽然他的著述基于非常广阔的研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辛先生对于主题的处理却体现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的中国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独立学者的风格。他希望能够识别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帮助推进民主进程的演员们，和那些曾破坏与阻止民主进程的演员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说的“正名”。即：什么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他认为这只能是纯粹的独裁。相反，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与那些具有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们，那些总是谴责蒋介石遗弃了孙中山价值的历史学家们区分了开来。甚至辛先生还争辩道，正是蒋介石与无数反对者的斗争，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艰难进程。虽然后来他输给了共产党，那是因为孙中山和他自己的错误策略所致。当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还是由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
辛先生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指明真相，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推动这个国家在未来走向正确的方向。
读者诸公不要以为黎安友会真的相信辛灏年的连篇鬼话，认为“曾挣扎在生活里，却坚持自学和写作”的辛灏年，“不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学者”，“一方面努力钻研和解读现有的研究著作，并设法去接触、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许公开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怀着兴奋的心情，热切地关注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和民间，因偶然的机遇所发动起来的历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为着揭开历史问题的症结，而对他在年轻时代曾独自学习和研究过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欧洲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从此，他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终于能够把他的思想用于写作上”，“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写到纸上以公之于众的使命”
否！黎安友未必相信辛灏年就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未必相信《谁是新中国》就是一本史料翔实、论据充分的“历史专著”。但是，黎安友相信一点，那就是，辛灏年和他的所谓“杰出的历史学著作”，有了美元这个“坚挺的后台”，完全可以使本已处于混乱的中国思想战线，更加混乱；使迷惘西方的某些中国年轻人，更加亲美！
“辩”文大篇幅地引证了正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谁是新中国》一书内容的主干和基本的精神，至于说，作者差三隔五加入的骂大街式的旁白，很像是“摘要”中提到的“烟幕弹”我以为他是把烟幕弹投向共产党的，可别让它掩住你的耳目。这一点，读者务必加以注意。如能把它当作惯例，就无需再处处提醒了。这时，我似乎觉得他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试看，能否从下例中得到验证？
《谁是新中国》的主旨是确立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是新中国。
创业不易，守成更艰难；历史重任落到了在内忧外患中继承先生遗志、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蒋介石先生的肩上。蒋先生的历史功劳，人皆曰：一北伐，二抗日；我独曰：此乃第二位者也。第一位是什么呢？是把孙中山先生对苏俄及中共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堪称真知灼见的更高水平。孙先生只看到列宁开的一张“废除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的空头支票，而没有机会看到它为继承沙俄特权而进行的军事侵华战争及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武装保卫祖国”，而却是“武装背叛祖国”。蒋先生从对苏俄的考察和对中共打交道中，如毛泽东所说，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把对苏俄和中共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至今为越来越多的人佩服其真知灼见，并为今后的反共复国(新中国)大业指明道路。这里不能不提一句连毛泽东也只得承认的话语，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和“俄国亡我之心不死”。
蒋先生被共产党刻意歪曲得面目全非，大陆史学家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我们从恢复“中山舰事件”的真相说起
辛灏年正是这样“谣言世家的子弟”，他用造谣和谎言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但却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蒋介石人民公敌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不必去花费大量的篇幅，叙述那些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在这里仅举一个“中山舰事件”为例，看一看辛灏年这个“谣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样的无法自圆其说。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里，对“中山舰事件”做了这样的说词──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辛灏年“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他自己的注解。辛灏年在这一节的末尾写道──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辛灏年虽然对“中山舰事件”莫衷一是，但他却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士供认不讳，而且公然把蒋介石这一反革命罪行，说成是“蒋氏的功绩”。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时至今日，辛灏年对“中山舰事件”仍然是“兴趣不减当年”。
2002年2月，中国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出版，辛灏年之流如获至宝。先是台湾《传记文学》2003年4月号发表署名段干木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的所谓“书评”。紧接着，辛灏年就在自己主编的《黄花岗杂志》2003年第5期上发表了署名朱有道的《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这一回，辛灏年之流仍然采取“谣言世家子弟”的造谣把戏，对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进行“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强人就己的‘书评’”。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谣言世家子弟”辛灏年之流的所谓“书评”，看他们是怎样地“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强人就己”。“书评”如是说：
近年来大陆史学界中有识之士在“再现历史本相”方面有了振聋发聩的创建。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拨乱反正的佼佼者。他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的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本刊函电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发觉，在大陆以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
…………
中山舰事件 蒋公蒙冤七十五年
（七）中山舰事件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共丑诋蒋公的一个重要话题，所有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都说“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廿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然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应僧、陈公博、张国涛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等查明，蒋公根本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福、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公谎报李之龙谋叛，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公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欧被蒋公下令处决。事发时，蒋公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编者按：杨教授在这里可能因不便揭露苏俄和中共的幕后行径，而只能将策划中山舰事件的责任点到欧阳等人为止）。
人们不禁要问：辛灏年一干子“文化掮客”，为什么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其险恶用心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网络时代媒体传播广泛而迅速的特点，造谣生事，歪曲和篡改作者原著，把作者拉下他们的浑水，让作者“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以分裂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实现他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罪恶政治目的！但是，有着清醒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上过他们的贼船，成为实现他们罪恶政治目的牺牲品。《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的作者杨天石，不得已奋起反击，给“谣言世家子弟”辛灏年之流当头棒喝。杨天石在《关于拙着〈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光明网·博览群书》2003·10·07）中义正词严地驳斥道：
先是台湾《传记文学》4月号发表段干木先生的“书评”，评论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以下简称拙着）。该文题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此后，美国《黄花岗杂志》第5期又发表《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内容则与台湾《传记文学》所刊完全相同。由于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强人就己，并且借题发挥，进行政治攻击，已经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并且严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对我进行恶意诬陷，我必须据理驳斥，以正视听。“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兹依历史事件先后，从几个方面揭示“书评”的歪曲，同时说明拙着的真相。
一、关于中山舰事件。拙着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各种谬误不实之词，揭露此次事件虽发端于西山会议派的挑拨离间，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其必然性。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年3月18日深夜，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共产党员、时任海军局代局长的李之龙即派中山舰及宝璧舰应调。但是，当两舰由广州开到黄埔军校后，却发现并无调舰之事。20日晨，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监视苏联顾问。此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即声称中山舰的调动，系李之龙“矫令”，目的是将他强行绑架到莫斯科，属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阴谋，而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个谜团。
拙着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季山嘉（苏联顾问）无关，也与中共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拙着115～116页，以下仅注页码）。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右派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分家”（121页）。拙着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29页）
拙着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论述大体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却专门写了一段“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为拙着为蒋介石“翻案”的有力证据之一。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吗？
…………
六、结语。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自取所需，强人就己，无中生有，严重歪曲了拙着的面貌。其各种观点，均系“书评”作者的观点，与拙着无关。“书评”还有一部分政治攻击的内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书评”作者某种情绪的发泄，与拙着更没有任何关系。拙着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读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讨论以至撰文公开批评，这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连拙着都没有读，就恶意诬陷，借端煽动，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了。
尽人皆知，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赘述“中山舰事件”的始末。辛灏年之流大打“中山舰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的考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灏年之流，为了达到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替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势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但是，为早已成为历史垃圾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翻案，并不是辛灏年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翻案，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历史，从而在中国实行他们的所谓“民主”制度，即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辩”文引证三人(杨天石、朱有道、辛灏年)、两刊(《传记文学》、《黄花岗》)、一网站(光明网。博览群书)的言论，洋洋洒洒，千言万语，其实最要紧的只是杨先生的一句话：“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这是最主要之点，最根本的事实，是事实中的“大者”。我想象杨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脑中可能会出现孟老夫子说的那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特别是，其它所有的大量的关于因果的逻辑推理，都绝对地必须以它为“大前提”，否则，只能是鬼话连篇。杨先生又说：“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这和《书评》所述──中山舰事件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共丑诋蒋公的一个重要话题，所有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都说“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廿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不是如出一辙吗？中共竟能把“拙着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的“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篡改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
这里有一点必须一口咬死，绝对明确，是丝毫也不许打马虎眼的：既然没有调令，你这个共产党员舰长李之龙擅自调舰，诉诸军法，该当何罪？。换上任何一个统帅也不会比国民革命领袖蒋介石更胸怀磊落、郑重严明！而共产党竟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而这正如“辩”文所指出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毒害了几代中国人，至今仍是毒雾弥漫。用系统的谎言掩盖历史的真相，把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英雄诬蔑为卖国贼，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诬蔑为新军阀、反动派，而把认贼作父、祸国殃民的大灾星硬捧为大救星。害得辛灏年刨新中国的祖坟在中国找不到，还得到俄国和德国去刨。
让我们来看看“辩”文是如何装着穷凶极恶，对此义愤填膺，发出一系列破口大骂的吧！──
我们不必去花费大量的篇幅，叙述那些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在这里仅举一个“中山舰事件”为例，看一看辛灏年这个“谣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样的无法自圆其说。
人们不禁要问：辛灏年一干子“文化掮客”，为什么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
尽人皆知，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赘述“中山舰事件”的始末。辛灏年之流大打“中山舰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的考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灏年之流，为了达到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替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势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
读者会发现，在“骂人”上也是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同时也都会看透，谁才是这个被骂为“谣言世家的子弟”，一干子“文化掮客”，为什么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歪曲和篡改历史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等等等等；当之无愧的受主？非他也，乃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中共也。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凡是骂辛灏年的话，都是骂共产党的，同时你也无法不感叹作者打着红旗反红旗手法之纯熟！
尤有甚者，“辩”文说的“尽人皆知，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问题在于，“早”在何时？是在杨先生的“拙着”发表之前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下面骂的“辛灏年之流大打‘中山舰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的考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灏年之流，为了达到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替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势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就是骂在杨先生身上，这也正好是杨先生自己指出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对我进行恶意诬陷。”的内容。如果杨先生站出来说：“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替蒋介石翻案！”这是既合事实又合逻辑的。也是站在历史的唯一正确方面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至于说“拙着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即便杨先生这个主观推断是100%的正确，也只是对事态发展的预测，也不能代替，更不能否定当下这个铁的事实。而激怒那些“别有用心”的极左顽固派的，就正是这个铁的事实。这既是如同破案掌握到铁证如山，又像抓住了阴谋家的魔爪；任极左顽固派因为被刨了祖坟而驴踢马跳、咆哮如雷，我们就是要，咬定铁山不放松，立意原在破案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历史终于还了蒙冤75年的蒋公以清白！气死苍蝇未足奇。
杨先生对《书评》的态度，也不能说是公允的，难道曹雪芹能对《红楼梦》的书评或“见淫”、或“见排满”……横加指责吗？更何况朱先生的《书评》对于“拙着”来说并不离谱呢！再者，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强人就己”，其界定也是无法衷于一是的。我敢这样说，在古今中外的所有书评中找不出一篇不涂上评者主观色彩，即一点儿也不强人就己的文章。不信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作即为本地风光。但我们完全理解杨先生是出于“余不得已也。”的处境。至此之前，在《书评》提到“中共党史与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赞誉《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的时候，《黄花岗》杂志加编者按：“这在杨天石教授虽为‘不得已’，在胡乔木则为再一次有心误导，以为中共开脱历史罪责。”杨先生在这里证明，《黄花岗》编者先前指出的“不得已”，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另一条按语：“杨教授在这里可能因不便揭露苏俄和中共的幕后行径，而只能将策划中山舰事件的责任点到欧阳等人为止。”我认为，迟早有一天也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经《谁是新中国》证实的一个最本质的真实，就是证实了共产党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同时也是实现了的一个目的，就是复辟旧中国。
辛灏年也并没有什么新着数，使用的仍然是老手段──“谣言世家子弟”造谣的本事。辛灏年绞尽脑汁，歪曲和篡改历史，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十一条大罪状──
一，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窃夺国民党领导权；
二，污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三，污蔑中国共产党叛乱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
四，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农民造反党；
五，污蔑中国共产党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
六，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乘国难以图存；
七，污蔑中国共产党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
八，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是通敌卖国；
九，污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十，污蔑中国共产党施行教政合一，全方位复辟专制制度；
十一，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分裂国家。
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污蔑不实之词，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在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中国共产党早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一首唱遍中国大地，至今在人民群众中盛传不衰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无比热爱。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诞生历程，她可以有理有据地驳斥辛灏年之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辛灏年之流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种种诘难。
如果说，辛灏年也并没有什么新着数，那么，“辩”文作者也没有什么新的着数，仍是在借口骂“造谣”的幌子下，明确地罗列出共产党的11条罪恶事实，并且不忘在每条事实前，用“污蔑”二字来虚晃一枪。最可笑的是用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颂歌，据说，她可以有理有据地驳斥辛灏年之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辛灏年之流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种种诘难。这无异于共产党自己宣布要彻底否定文革时，你站出来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流就可以有理有据地驳斥，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诘难；也无异于有人指出文革中张志新被迫害，临枪毙前割断喉管的残酷事实时，你拿出《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的颂歌予以驳斥那样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其实你自己也决不信“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这种叫人出一身鸡皮疙瘩的呕歌(令人作呕的歌)；所以你在板着面孔硬着嘴皮，驳斥对方时，内心是在止不住地暗叮咛的，心里说：“这一下可亮出了娘养汉子的丑事和共产党一贯理亏气壮的丑态！”此其一也。还有你所不知的其二，剥去美丽的画皮，人民有了新唱：《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它辛劳为专权，共产党它一心害民族，它阻断了中国的民主道路，它制造了中国的血腥黑暗：它害死了人民几千万，它饿死了人民几千万，它改革开放救自己，他疯狂腐败坏处多。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再举一例，说明“辩”文是怎样更让中共在世人面前当众丢脸的：
周恩来总理同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周恩来同志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爆发的看法是：“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现在由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北朝鲜发动进攻，侵略南朝鲜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这一点，中国大陆的报刊也早已公开承认，中共领导人和北朝鲜的无耻造谣，早已脸面扫地，为全人类所不辞！时至今日，“辩”文丑事重提：“中国政府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爆发的看法是：‘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这不明明是掴中共的耳光吗？
揭示出这些铁的事实，就确证了《谁是新中国》是一部还原历史真相的“历史专著”。它把御用学者编造的谎言历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之无地自容，无法存身；辛灏年的“史”以唯真而著称；辛灏年的“论”以明确、彻底而见长、而取胜；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更特别是留学生青少年的衷心悦纳、热烈拥戴，有欲罢不能的强烈求真欲；对于中共的阻截，具有不可堵挡之势！
“辩”文作者用心良苦地把《谁是新中国》冲决共产党半个多世纪构筑的谎言大坝，这种摧枯拉朽形势的形成，故意说成是由于“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轻信传播”所致。这会引导人们想起，由于中共瞒(密封档案和设禁区封口)、骗(信不信无碍于我谎言满天飞)、压(几百万军队、几十万军警、几千个宣传部)，在中国大陆，“不明真相者”，岂止是一群、两群？你说，谁明真相？别看你给共产党当喉舌，你明真相吗？相对而言，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20多年的李志绥、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因而掌握较多档案资料的高文谦、父母都是中共宣传部长又在海内外收集到好多第一手材料的张戎等，可能比我们较多地明了真相。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翔实的论据确证了《谁是新中国》的结论。
李志绥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写道：“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个字，似乎一切为了‘人民’，要求干部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等等。但实际生活中，权利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受迫害、受压榨的人们，只能忍受一切苦难和耻辱，逆来顺受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所谓‘人民’不过是广大求告无门的奴隶的代名词。这就是共产党的‘新社会’、‘新世界’。江清说得很对，我是不将她放在眼里。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实对毛和一组深恶痛绝。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待的‘新中国’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40页)这，比起辛灏年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旧中国”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贾府”是满清腐败社会中最肮脏的一隅，而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贾府！
高文谦写《晚年周恩来》，目的“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剥掉涂抹的油彩，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该书第9页)。他从“第一章 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中，“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应指“辛亥革命”所为──紫丹，下同)而不断，借尸(指中共政权)还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指毛刘周朱陈林邓王张江姚等一脉相承，江泽民、胡锦涛代代相传)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他们的行为模式”。(第83页)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辛亥革命之后，是共产党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尸”，复辟了皇权主义的魂。当然，该书用档案上第一手材料，证实毛对周最终用杀人不见血的毒招加以暗害；这只不过是“画”毛这条杀人如麻的“蛇”，又“添”了一只“足”而已。
张戎这位了不起的女士，在掌握充分材料写出《鸿》的基础上，又同丈夫一起花费12年的工夫写了800多页、目录索引就有150页的新书。《世界周报NO. 1109》在封面标题《揭发毛泽东 张戎新书撼世界》中报道：她走遍了世界各地收藏着和毛泽东有关的档案资料馆、图书馆，比如在东柏林、前苏联、阿尔巴尼亚的档案馆，就有丰富的有关中共的资料。张戎的丈夫懂好几种语言，这就为该书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便利条件，许多档案馆他俩是第一个走进去的。在采访700多人的名单中，世界上凡是和毛泽东谈话过的人，从美国总统福特、季辛格、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英国首相希思到达赖喇嘛以及马科士总统夫人等都采访到了。至于中国人，她采访了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如张玉凤、孟锦云、施哲、章含之以及早年的罗章龙、易理容、曾志、李淑一、萧克等，共过事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李立三的夫人、林彪的女儿、博古的女儿、王明的儿子、邓小平的继母等等，还有张学良、陈立夫、蒋纬国等等，有的不止一次。通过这么翔实的材料，得出的结论之一：“毛泽东的真实人生确实告诉了我，也告诉了人类，其实民族的灾难是人祸，中国人是毛泽东要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实验品。”结论之二：“毛泽东从未想过他不是皇帝，而且认为他可以做到死，所谓的党内民主并未包括一点民主。他的一生从头到尾就是推翻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复辟了封建君主制。”
事实显示出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随着档案的不断解密，新的著作将会如同冷子(冰雹)雨般敲打得中共的头颅乒乓乱响：历史真相将大白于天下！《谁是新中国》一书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提供的答案将展现它巨大的历史意义，将得到愈来愈普遍的理解和推崇；因而也自然而然地让大家认清了共产党执政的非法性，摇晃了共产党政权的根基。
我在《是文化是历史更是良心》一文中说：”。历史之所以需要还原，是因为中共已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可邓小平却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9页)实际上，以实事求是为其本质特征的《谁是新中国》、《黄花岗》杂志只得在海外出版，就说明中共视“实事求是”如洪水猛兽。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死敌”。“死敌”意味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他”治下，你要不怕死，你就去坚持实事求是；二是人们果真都坚持实事求是，则“他”就会死亡。邓小平的说法倒是合乎“死敌”说的逻辑的。如果邓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恶毒的谎言体系”；则他所代表的中共就正好是实事求是，而不是把“实事求是”当作谎言的总包装了。
人们在毛氏“实事求是”的毒汁中浸泡久了，猛一看到历史的真相，不禁大惊失声：“怎么搞的！？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成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倒成了历史的倒退，专制的复辟；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成了伟大的民族英雄，钻进??洞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抗战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倒成了不抗日、破坏抗日、与日勾搭、让日本多占地、开展种植鸦片大生产运动、认贼作父依靠苏联打内战、毁坏中华文化强行马列洋教、祸国殃民无恶不作的民族败类了──呀呀呀！世界全翻盘了！”面对如此神奇捣怪，倒是大可多见不怪。因为，“假作真时真也假”不自今日始，只是于今登峰造极而已。
半个多世纪，中共血腥的专制统治，更使人们深切怀念孙中山创建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激起人们增强护国护法的历史使命感。辛先生通过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告知人们共和革命与专制复辟，护法护国与毁法祸国斗争的经历与前途，使人们认识到护国护法任重道远，前程多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在现在英，法，德，俄已取得了“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胜利回合，让中国人看到了必胜的前景，决然知难而进，作坚持性顽强性的努力，拿出黄花岗72烈士创建中华民国的牺牲精神重建中华民国！更可喜的是，大陆17个省的代表汇聚南京，宣布“重建中国国民党”！这就为重建中华民国，迈出结结实实的一步！中国人民终于从“两个重建”中，又看到了新的旭日，喷薄欲出！中国人民欢呼着新中国的名字：大中华民国！我们的大中华民国！
为了扼杀这种局面的出现，他们蜀犬吠日般地用谎言和诬蔑，对这部巨著，“宣传部吠形，田雨们吠声”，干起《辩》文所说的“蚍蚨撼树”的伟业。可以预见的结果是，那些“跋扈”着大陆的谎言历史将随同编造它们的主子和奴才们，作为专制复辟的殉葬品，统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这些殉葬品也将如安阳殷墟、西安兵马俑那样，都付后人的笑谈中。“辩”文说，大事不好！不大张旗鼓地、坚定不移地铲除党内腐败，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党的生命难以保证，社会主义道路难以坚持，新中国的国运难以绵延。须知，这些分子和阶级，原是不读《谁是新中国》的，这里，“辩”文向人们明示：共产党已患上不治之症。上面的所谓“党的生命、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的国运“的不妙，纯系自作孽，与辛灏年的书毫无瓜葛。这从正好相反的意义上，令人想起：“刘项原来不读书”！现在“辩”文还可以勉强地说“难以”，马上恐怕就只能哀叹“而已”而已矣！你骂《谁是新中国》、你骂辛灏年，又有何用？雄鸡报晓，天会明；难道把雄鸡锁在笼子里或者扼杀掉，漫漫长夜就再也不会有黎明了吗？
二，传播的广泛性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产王朝的统治根基
“摘要”的第一句话说：近两年，一本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于美国的所谓“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英文书名：《Which is the New China──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在网上悄然弥漫，虽然没见出现“热炒”的火爆场面，但炮制者辛灏年的自我游说，黎安友（Andrew J。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轻信传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这句话表示，《谁是新中国》是具备学术价值较高、深得人心的一类专著的传播特点的：它，虽然没见出现“热炒”的火爆场面，也就是说，一点儿没有靠炒作，热炒或炒热，而是全凭真相与真理，便在网上悄然弥漫：夫“悄然”者，不胫而走，不翼而飞，“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谓也；“弥漫”者，充满也，布满也。同时，“闹得沸沸扬扬”又不自今日始，而是“早已”；只是于今方兴未艾，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辩”文不无惊骇地在颤抖着的笔端流出四个字：“甚嚣尘上！”
所谓炮制者辛灏年的自我游说。这句话只是为了刺激读者的求知欲，定要问个究竟：：炮制者是否曾跑上谁的家门去自我游说来？事实是没有，而是由于别人前脚跟后脚，争先恐后地去邀请。正如“辩”文所引述的那样：
辛灏年先生曾于中国大陆出版十余部文学历史著作，具有广泛影响。一九九四年来北美后已发表中国现代史专论近二十篇，并应邀在美、加十几所大学和各地侨界讲演“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系列五十场，次次引起震动。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指他的思想和理论，“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谁是新中国》一书就是他积十数年研究才终于完成的历史学新着。书名为许多旅美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建议
果然，正当我们的某些当权者对所谓“精英政治”津津乐道的时候，“精英”却跑到美国挖起新中国的祖坟来了。于是，我们在2003年的《美南新闻》上见到了这样一条新闻报道──
三民主义大同盟与东西文化技术交流基金会周六举行大型研讨会于本周六下午两点到五点在美南亚裔活动中心举行，将邀请辛灏年主讲《在民族的被告席上》……主办单位表示：这次研讨会吸引人之处在于：主讲者辛灏年是中国大陆背景……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自197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问世以来，已经陆续发表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和理论著作。他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于海外出版。辛灏年曾于1994年担任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同年底应“联合报系”邀请赴台湾作访问研究，1995年，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访美，隔年被哥大聘为历史学研究员。他历史专著十多部、中国现代史专论二十多篇，他把历史研究的成果写作了《谁是新中国》一书。
继而，我们又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
《走向共和》旧金山湾区赏评会借古喻今
因为借古喻今而在中国大陆被禁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旧金山湾区第一场赏评会吸引了一百多位侨胞。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心和黄花岗杂志社在旧金山湾区举办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赏评会，引起广大华侨踊跃参加讨论……赏评会上放映了该剧部分片段，并有《黄花岗》杂志主编、《谁是新中国》一书的作者辛灏年先生讲评。多位与会者发言表达自己对电视剧、百年前的改良和革命，以及中国现况的和见解。湾区居民陈镇东先生说：最令他感动的是中国大陆出生的人被共产党训练得认为青天白日旗是敌人的旗。只有到辛先生40岁的时候才知道不是敌人的旗。这个观念非常的正确。电脑工程师赖可正先生说：我感觉这部片子和现在中国大陆治国的情形很类似，换句话说好像历史在重演。片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经济改革和腐败的问题。湾区居民王大卫先生说：经济改革一定要有政治改革跟上。政治改革不跟上，经济改革的成果落在谁的手里啊？赖克正先生说：腐败就是因为政治不开放，政治不开放就是因为一党专政和集权的原因。
请读者注意，这时的辛灏年又多了一个头衔──《黄花岗》杂志主编。黄花岗杂志社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心”（？）在美国举办电视剧《走向共和》赏评会，辛灏年进行了讲评。辛灏年的讲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的报道中，辛灏年的讲评似乎是一家之言，很难说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声音。因为《走向共和》播出后，大陆对此剧的评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圈可点，十分的热烈。这原本是文艺批评的正常现象，不足为奇，但辛灏年之流却硬要借此强奸中国人民的意志，大骂中国人民，大骂中国共产党。这算什么？是泼妇骂街，还是混混耍赖？
善于变换政治武器的辛灏年，被美国的黎安友说成是“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辛灏年也曾一再表白“自己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辛灏年，却在各种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不失时机地频频亮相。后来我们又在“今夜谁领你走星光大道──2003年汉新文学奖评审团简介”上，看到了辛灏年的名字，并见到这样的介绍：“辛灏年，原名高尔品，一九四七年生于南京，先后毕业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和武汉大学中文系，曾任《安徽文学》编辑。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应邀在多伦多大学讲学，以主持演讲‘中国现代史和中国新文学的关系’首次引起轰动，九五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为访问学者，此后在美加两地演讲五十多场。有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少夫人达琳》等五部长篇和三部中短篇小说集。首次加入评审团。”
他应邀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总共作了200多场演讲；最近仍是邀约者不退门，下面只是顺便例举几场：
辛灏年访英系列讲演在剑桥大学成功地落下了帷幕 2005-6-20
辛灏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吸引了一百五十余位听众 2005-6-13
辛灏年先生访英系列演讲第二讲于牛津大学再获成功 2005-6-9
辛灏年先生访英系列演讲第一讲在伦敦引起轰动 2005-6-7
辛灏年先生在伦敦发表题为“现代中国学生运动比较”的演讲 2005-6-5
辛灏年先生访英系列演讲：《驱除马列，还我中华》 / Mr。 Xin Haonian's Series Speeches in England： Eradicating Marxism and Leninism and Reclaiming Our China 2005-5-28
【专访】辛灏年：连宋登陆 国共俱伤 2005-5-16
让我们再引介其中的一个场面：
辛灏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演讲吸引了一百五十余位听众
【黄花岗杂志伦敦2005年6月11日讯】本刊主编辛灏年先生昨日晚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发表题为“中共25年改革和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精彩演讲。辛先生尽管在七日内已经进行三次演讲和一次发言，但依然不顾疲劳，全力以赴地完成是次演讲。他精辟、生动、诙谐的论述，引来与会者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笑声。尽管瑞典全国只有不到一万华人，当晚却有超过一百五十位留学生和其他来宾聆听了辛先生的演讲，其中包括二十余位听取瑞典语同声传译和近十位听取英语同声传译的朋友。
就着批“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澜”，令读者吃惊的是“辩”文借题发挥，把毛泽东的糜烂生活给抖露出来；把用自拉自唱的《东方红》作为论据而论证出来的“大救星”，像吹破的一个大肥皂泡一样完蛋了，而还他以卑鄙小人、大坏蛋的本来面目。
为了给自己的奸伪之书插上“洋标签”，以此迷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少年，辛灏年又拉上一个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洋人为之张目。这个洋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一向与中国人民为敌，自诩为“学者”、“教授”的美国人黎安友。
黎安友是何许人也
这里我们不能不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黎安友。
黎安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自诩为知名汉学家，实际上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色彩的文化掮客。正是这个黎安友，曾经因为利用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叛徒、背叛中国人民的汉奸李志绥，编造《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谎言，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面前，声名狼藉。
黎安友一贯制造谎言，恶意中伤中国人民。他在为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编造吹捧谎言时说：“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他把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污蔑成“给他的国家巨大浩劫的领袖”，一个“希翼以道家御女房术来战胜死亡”的“专制暴君”。(这难道还会有人闭起眼睛来，不承认吗？)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大部分的时间要不在床上，要不在私人游泳池旁……和女子寻欢作乐”，最后“难以遏止滴虫病……蔓延”。
别的都先搁一搁，单说这个“滴虫病”，。李志绥先生是这样说的：“毛阴茎包皮过长，平时又没有清洗干净的习惯，很快受到了传染，成为滴虫携带者。此时及以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她们受感染后，请我治疗……。但光是治疗毛的‘女友’无济于事。有一次毛问我为什么原因治不好。我说明，需要他同她们一起治疗，在治疗中不能发生性行为，只能等待治疗完毕，检查无滴虫以后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经受染。他说：‘你们医生就会小题大作。我根本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向他解释，这种病一般在男子没有什么症状，成滴虫携带者，对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害处，但是可以传染给没有这种病的对方。毛听了以后说：‘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的哪！’我又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会成了一个不好说明的问题。毛笑了笑说：‘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不行了，办不了事情了。’我又劝他把局部洗干净。他的回答很干脆又丑恶，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我听了以后，从心里感到恶心，几乎要呕吐出来。”(该书，第349页)
但是，谎言说一万遍也还是谎言，后来，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吴碧旭、徐涛等人，奋起反击，用《历史的真实》，揭穿了李志绥、黎安友之流编造的谎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于是，编造谎言的李志绥，因为不堪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良心道德的谴责，以及世人的唾骂，在那个《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谎言出版后不久，就命丧黄泉，永远地成了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罪人！与李志绥一起淌浑水、编谎言的黎安友，也因此背上了“谎言教授、婊子学者”的恶名，最终落得个“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下场。
如果“辩”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招牌，就能说明是货真价实的话，那么花俊雄之流的37人的，还有一个100多人的公开信，其中好多人“边”也不沾，不都成投机分子、冒牌货了吗？要说“身边”，林克、吴旭君、徐涛比张玉风还更“身边”吗？为什么张玉风不站出来辟谣呢？10年都过去了呀！我们听到的尽是些滚疙瘩成蛋的苍蝇在嗡嗡地筛着锣。再者，公开信(还有李志绥的书，辛灏年的书等)为什么不敢公开登在《人民日报》、CCTV、《光明(？)日报》及其网上与大陆人民见面呢？共产党的口头禅不是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吗？难道说，人民的眼睛由着你们指挥，叫它“雪亮”就“雪亮”，不叫它“雪亮”就不“雪亮”了吗？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选二卷，282页)凭着邓小平说的这一句话，《历史的真实》不通篇撒谎才怪呢！。对于中共党员来说，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撒谎就是党性。让我来指出下面这个撒谎是如何撒得白籽白瓤、“睁眼儿露”的吧：
“至于《参考资料》，在一组，当时能够订阅的人，只有汪东兴、叶子龙和我。毛从来没有交给李志绥一个读《参考资料》的任务。他连一份《参考资料》都没有，怎么个读法？如果说李志绥偶尔也能看到《参考资料》的话，那是他到我那里走动时，顺手翻看一下而已。”(《历史的真实》，31页)这是林克批李志绥说的“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资料》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而搞的大批判。
“另外一种是《参考资料》，……是供首长们和一定阶别的干部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各国共产党情况资料，每天定时送来。这三本加起来可能不止是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毛汇报……。”(293页)吴旭君津津有味地在好几处谈到有关《参考资料》的问题。这不等于在质问林克：“我是个护士都已经做到的事，你为什么竟胡说八道，说李医生都没有资格可能这样做呢？你是否有点儿撒谎撒昏了头？”
她还说：“对毛、周之间的关系，我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所看到、所听到、所亲身经历的，与李志绥说的完全不同。周恩来尊重和热爱毛泽东，毛泽东也尊重和热爱周恩来。。”(209页)真的是这样吗？把反共的、党外的、甚至一般党员和干部都除外，就让中共中央委员开个全会，举手表决，看看有几个人信吴旭君这种鬼话？不要忘了周临进手术室时还哀嚎了一句什么？──“我不是投降派！”(《晚年周恩来》590页) 如果“赐死”也算“尊重和热爱”的话，周恩来之死，倒是毛泽东用杀人不见血的办法最终又“尊重和热爱”了他一回。
“辩”尽是用这些“睁眼儿露”的破绽，从反面向人们表明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进而表明《谁是新中国》是用真相把包火的纸燃成了灰烬；而官方的任何挣扎，包括编造几本《历史的真实》、《为新中国诡辩》之类，那也只是心劳日拙，企图用新的纸继续包住火而已。
《摘要》的第二句话说：
他们或是心怀叵测，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对历史无知，用荒唐与谎言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编织着诱人上当的陷阱，麻醉和毒害着心灵纯洁的中国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学生。他举例说：
辛灏年的这本奸伪之书，也的确毒害着一些不明就里的青少年，其中自己上了贼船，还成了辛灏年帮凶的，也不乏其人。曾经有上了辛灏年贼船的某青年学生，就在网上撰文《也说偶像》，把中国人民所不齿的辛灏年，树为自己的“偶像”，并且为其张目，其文写道：
我痛恨这个被谎言和欺骗所包围的时代，从童年始即为谎言所哺育，受欺骗之教化，所庆幸又是，在一片假、大、空的喧嚣中所长成的一代，竟成为了最早的觉醒者和叛逆者，并且出现了象辛灏年这样的成功的反思者，《谁是新中国》便是他代表这一代人在痛苦中思考的结晶。也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发愤，应该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已经产生并且正在产生着许多象辛灏年、任不寐、王怡、刘晓波这样一批新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更多的人们正在走出中世纪的黑暗。
今天，如果再有人说“人是教育的产物”，我就要大大地怀疑了，《谁是新中国》就能说明一切──被谎言所侮辱的人必将成为最彻底的谎言埋葬者，这是那些以流氓而得天下，又以流氓而育天下者所没有料到的，我们应该感悟的是：现实，才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成熟的智慧用于比较、鉴别和得出结论的最终参照体系，谎言最终要破产，这无庸置疑，让人悲哀的是为什么欺骗也能成功，即使是短暂的成功，也会给社会酿成永远的伤痛。
我深信“辩”文的举例，是确有其事，并且我还可再补充几例：
我作为大陆留学生，能了解到祖国的真相让我高兴而又悲哀。我为我不在受骗而高兴，为13亿同胞仍然被骗甚至沦为帮凶可我不能帮他们而悲哀……。再看看我周围的人，一个个漠视的眼神让我觉得愧对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先烈，我心痛……
一个英国留学生于伦敦
……谁是新中国？这个问题可以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从苦闷和困惑中猛醒和觉悟过来……青年时代我也十分认真，而且虔诚地阅读过毛泽东选集(以及一些马列文件)，可是当我看了您(辛灏年先生，下同──紫丹注)对三卷与四卷的区别进行分析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彻悟。您说出了我心中长久郁闷没有找到的感觉。毛泽东根本无意于抗日，纯粹是积蓄力量，以备夺权。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长期本质：从来就把一党的集团利益放在高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
欧洲 彭小明
我看了辛灏年关于《谁是新中国》的陈述的时候，我震撼很大，虽然我对共产党那一套早已经不相信了。但是有机会对自己国家的现代历史有更加客观的了解，我感觉收益很大……我讨厌共产党。共产党是靠俄国人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党，他窃取了民国政府的政权，把刚刚建立的民主思想扼杀掉了，还假借革命之名实行专政。我相信将来的中国也回出现像孙中山一样的先贤，或者更多像他那样有着民主意识的人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日本 陈永义
辛教授：您好！
我刚刚在吕家平的个人主页上找到了一篇：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等问题应该调查。其中有两段话我附在了这封email的结尾。
我认为这两段话所揭示的问题值得研究，因为众所周知，抗日期间，国统区有很多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学生组织。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沦陷区是否有这样的组织。我希望您有时间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写一点文章。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论证您在《谁是新中国》中的很多观点。
虽然，您在那本书和您的演讲里已经谈论了很多历史，足以否定我所学过的历史课本。但是我认为对于罪恶应该进行最彻底的揭露，任何符合事实的揭露都不是多余的。
大陆留美学生 贺辛
“尔品的著作中，搏动着一种历史的良知，澄明着最难的一段历史。我们为他的坚韧、洞见和苦难中的承担精神而骄傲，如有机会，代我们问好和致敬。”
大陆 老友
辛教授：……您的书和思想我和朋友一直在推广，我希望中国人能尽早的觉醒，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同时在您的书和思想让大陆人知道的时候，也是您最危险的时候，我很害怕中共会有什么下三烂的手段危及先生的安全，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希望您能保重，也要做响应的防范。
请先生注意身体和安全。
一位大陆青年
辛教授您好：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我为国父之三民主义在全中华的实现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念。更坚定了我在反对共产党邪恶专制道路上前进的力量。希望您能教给我更多的知识和力量，为我在大陆宣传和调查作努力。看了您的《谁是新中国》一书，我感慨万千。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完整地接触中国近代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的谎言历史……
大陆一青年
我把您的书和演讲录音，还有《黄花岗》杂志下载后给我的朋友看和听，他们听完后的一致表现，是无法接受着个严酷的事实……共产党的真理在他们心中破碎了。
大陆青年 思树
2003年12月18日
谢谢您的回信。我看了您在新唐人电视台的三集系列片，对您的人格产生了由衷的倾佩和深深的敬慕。中国当前缺少的正是您这样的人。明哲保身者只能说是先觉者但也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而已。真正为了人民的疾苦而探索终生的人才会永远活在每个良知者的心里。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留下来。祝您健康，也为您作出的贡献代表全体蒙昧的或是良知的国人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感动。我想买一本《谁是新中国》，但如何汇钱呢？
柳伟义于东北某地
亲爱的辛灏年先生：
您好！我是上海的一名刚毕业的学生，看了您的著作以后觉得和我原来所想的不谋而合，也有些是我所不了解的。您说得很对，我们真的需要民主。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残暴专制的政党的领导之下！一直以来这个政党就善于欺骗善良的群众，愚化百姓，残害异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是支持这个党的，全国更是如此。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会团结起来争取自由的……我看到了你们的电视节目，但是是在光盘中看到的。我想订购《谁是新中国》这本书，不知你们的地址，就是出版商的那个行不行，钱怎样寄过去才能收到？我不知能不能和你们取得联系，我非常想看那本书。
前后六期黄花岗杂志已拜读。观点和材料都很新鲜，其中不少鲜为人知。学理性也很强。老朋友们知道的，都在谈呢，谈《谁是新中国》和《黄花岗》……
Q。E 于广州
这可不是要向中共示威，只是从《黄花岗》杂志第9期上摘抄了几则，告诉大家人心向背，尤其是下一代，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少年。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大有“如水之就下也，孰能御之？”的势头！我在80年代曾问过一位马列主义教授，在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学了反！”什么叫做“学了反”？就是，研究生们学了、研究了马列主义之后，就要开始反马列主义
我还要举出一个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的例证，说明共产党是如何地不得人心！为了避免人微言轻，我要扯虎皮、拉大旗，引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邓选二卷，345页)不知“辩”文批《谁是新中国》，是否意在利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的效应？
你看“辩”文是怎么说的：
炮制者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的“本书题解”中，煞有介事，又神秘兮兮地对读者说道：“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炮制者辛灏年的这番话，原本是一个“乡里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实，明白的道理，怎么“十三岁就有大志”的“神童”辛灏年，却不知道，不明白呢？
对啊！说来堪称咄咄怪事！原本是一个“乡里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实，明白的道理，怎么上了大学、当了研究生，又到外国当了留学生，却不知道，不明白呢？“辩”文辛辣地讽刺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中共的欺骗伎俩，只能在外加“乡里”和“三岁”。限制词的“小儿”身上才起作用。当年谎言得逞一时的牛皮：“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现在只能用“辩”文所引证的《过秦论》中指出的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来解释。当然，这个解释也是不完全的。中共从来一贯是“仁义不施”，而其有成有败者何也？谎言得逞与被识破之势异也。谎言被识破后，其下场是多么地悲惨啊！
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还不认为有多大危险时，危险已在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六人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当时齐奥塞斯库做报告，中间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更有谁能想到在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诚如白云苍狗，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转瞬而成渺小的可伶虫。
从齐奥塞斯库的镜子里，望见中国的留学生们在追随辛先生，在信奉《谁是新中国》，就又不能不联想到，黄花岗72烈士中主要是留学生！这一点，使中共惶惶不可终日，它的高官正在把儿女和钱财往国外转移，为自己铺一条后路。如果说，晋代左思的《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的话，现代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却使大陆的安眠药让中共高官给买贵了。
《摘要》的第三句话说：
“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在网络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毒气”一说，除了是为打红旗用的“烟幕弹”外，还可造成一种来势汹汹的气氛，吓唬中共，而其中真正的有效信息是“四散”，和“在网络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四散”呼应上述“弥漫”；“混乱”是由于真相闯进了谎言世界所造成的冲击波，；“极大”就是大到了极点。──这点我不认同，因为我相信的是，今后还会更大；“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这里又出现一个“极大”，我的意见同上；对“愤慨”与‘不满”的解读也如对上面的“毒气”一说一样。如果清除掉烟幕弹，我们可得而知的是，《谁是新中国》一书“引起中国人民的”广大(用以代替“极大”)的、“强烈”的反响。“辩”文把反响的范围，由青少年普及到中国人民。──在这里，“辩”文展示和收到的，是与“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指他的思想和理论，《谁是新中国》‘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的异曲同工之效。至于说，当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的是什么？这是作者不便明示的一道煽风点火的思考题，只能在破口大骂的掩护下，暗示中共不愿和不敢正视的这一火山行将爆发、并将导致中共“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的尖锐现实。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的问题，正如上面青少年们所反映的激进意见，总的说来是一古脑儿把现行的历史编造，统统扔进垃圾箱，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北京学者史可航先生像个循循善诱的师长，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谎言写进了教科书，谎言便代代相传，岂但是深信不疑，而且是化为血肉，其遗祸之深，可以想象。后辈学人和青年，之所以既有闻《谁是新中国》则惊者，也有闻《谁是新中国》则喜者，也有闻《谁是新中国》而“不可思议”，甚至表示“绝难接受”者，其原因，就是作者要干脆、彻底、明确地将被“我党”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在是触动、也触痛了许多在被思想奴役的惯性中生活得太久太深的人。(《黄花岗》第9期，72页)
“辩”文指出：还要继续满嘴谎言，勾人上当，这岂不是天大的悲哀吗？！所以说，我们对辛灏年的这本奸伪之书，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掉以轻心。辛灏年勾人上当，勾什么人上当呢？是勾乡下三岁小儿上当吗？不是的，“辩”文的意思是说他勾大学生、留学生上当；再加上有些是自己“学了反”的；以及在一些青少年中，以崇拜西方为美，以谩骂共产党和毛主席为荣，以攻击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时髦。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一知半解，数典忘祖，以至于或为了猎奇，或出于无知，跟着辛灏年一类骗子，稀里糊涂地上了帝国主义的贼船。总之是都自动实施了和平演变；这岂不是天大的悲哀吗？！但请节哀。共产党的哲学不是说事物的“演变”是绝对的吗？你要它一成不变又不可能；面对这个必然，你有什么值得悲哀，而且是天大的呢？原来你是不怕演变，就怕“和平演变”。自从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理论之后，它就成为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指南。20世纪90年代，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看来，“和平演变”这个东西，不是纸老虎，是真老虎。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好一个“一夜之间”！既没有演变过程中的血流成河，也没有演变后的──中共用以欺骗人、吓唬人的所谓“千百万颗人头落地”者何也？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卷之七，尽信章)。这使我联想起另一个词语：“一举粉碎”前者是正义的人民消灭残暴的共产党；后者是共产党内九成邪恶的帮派消灭十恶不赦的帮派；其共同点是“伐至不仁”如果反过来，以“至不仁”伐其它(不一定是“至仁”)，如毛泽东伐刘少奇、林彪，不仅在文革中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且毛本人也是或生或死一发千钧！。而粉碎实至名未归的“五人帮”，却是“一举”，再干脆没有的了。再看。所谓“解放战争”，据参战天津战役的一位师长说：“过护城河是踏着填满河的尸体作为桥梁的”；而所谓“兵不血刃”的长春围城战役，却是中共硬生生的饿死十几、一二十万市民不让出城逃活命！中共是坚持“战争演变”，即通过血流成河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而把苏共后来推行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批作是背叛十月革命的道路，批作列宁的叛徒的。
“和平演变”明摆着要比“战争演变”好得多，为什么共产党对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这就是揭露了和平演变的“罪恶行径”吗？共产党不是一向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吗？何不也让在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中共立国之本的极权专政原则的熏陶呢？你和平演变我，我也和平演变你，优胜劣汰，这是平等互优的原则；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地互相优化，何乐而不为呢？
和平演变就是排除战争──流血的政治，用其它的手段来发挥政治影响，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就是摆明事实真相，说明是非曲直；何去何从、孰优孰劣，由人民自由、自觉、自愿地进行选择。
共产党搞的是战争演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却又硬说“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难道这反映的是饿死的20万长春市民的意见吗？还是“解放后”被饿死的4000多万人民的意见呢？哪一个朝代也没有共产党喊“人民”喊得凶，哪一个朝代也没有共产党坑害人民(特别是农民)坑害得很！
现在，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都已认识到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谎言与暴力之上的。最早和最彻底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蒋介石先生，原先他也是在革命处于困境时，对苏俄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趁火打劫，应之以饮鸩止渴的，是他在与共产党打交道和到苏联考察之后，才实践出真知、改弦易辙的。可恨那些党内的利令智昏之徒和“咸与维新”的军阀之流如汪精卫、胡汉民、陈济棠、李济深、张治中、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等，对中华民国吃里扒外，极尽捣乱之能事，与共产党，甚至与日寇狼狈为奸，使内乱频繁，国无安宁之日、党无喘息之时。反思、追忆起来，造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在我则断然认为，是蒋先生始终没有做到“安内”，这是最主要之点；作为反证，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共产党自己说，延安整风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保证。作为后续证明，蒋先生到台湾之后，总算做到了安内，这时虽有共产党强敌压境，虎视眈眈，狼嚎鬼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但，还是做到了土地改革、经济腾飞、发展教育和发展在岌岌可危、存亡底线上的自由民主，不仅保住了复兴基地台湾，且把她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三民主义模范省。而毛泽东作为“五人帮”遭遇失败和行将彻底失败的原因，则在于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早在反胡风时，报上批判胡风的诗中有一句(仅凭记忆)：
毛泽东站在高山之巅：
我要大！
那时我就赞叹诗人的灵性和悟性，后经验证，我就认准了：我要大！──这三个字就是毛泽东的要害所在：！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罪恶，都找到了谜底。或有人曰：“此乃唯心之论也。”余质疑曰：“唯心又怎么了？唯心、唯物是对与错之分水岭欤？！”更何况毛自己就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毛选四卷本，450页)毛的“我要大”的目的不就是毛的所作所为的根据吗？不就是始终贯穿于，并决定毛的所作所为的本质吗？他要“大”；可怎么才能“大”呢？这就决定了他一生以“夺权”为轴心，搞“斗争哲学”。“大丈夫可以一日无钱，但不可以一日无权”。他成了夺权的弄潮儿和幸运儿：与父亲斗，在家庭占了上风；与秦邦宪、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斗，夺得党的领导地位：与蒋介石斗，篡权窃国、复辟专制；与赫鲁晓夫斗，要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即斯大林世界革命导师的长子继承权。“辩”文称毛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只有用在我要大，大了再大，越大越想大这一点上，才合乎事实。说他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党，甚至即便说是为家人、为“爱情”，也统统是胡扯！从动机上而不是从策略上说，他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只用指出抗战时期毛主张并在全党实行“让日本多占地”，抗战后又向日本道谢；文革中置党和国家于毁灭的边缘──这些共产党所供认不讳的事实，就足够证伪其为国为民的了。我在拙着《还原1957》的“教训篇”中得出一个同值的命题：“毛泽东的本质是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自私的目的，“极端”到可以牺牲一切，包括国家、民族、党、自己的亲密战友，甚至自己的妻子儿女！令人肃然起敬的杨开慧，是为了忠于爱情被枪杀于1930年的，可毛于1928年就与18岁的姑娘贺子珍宣布为“由同志的爱变为夫妻的爱”随后贺子珍也经历了与杨开慧实质上相同的遭遇。而1958年，毛作词“我失骄杨……”鳄鱼的眼泪照流不误。多么残忍而虚伪啊！可“辩”文还要吹捧他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实际上，都是他为了我要大，为了私欲无限膨胀，才让六位亲人“轻于鸿毛”的。即如，“东征于朝，长子死焉。”为金日成、毛泽东、斯大林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仔细审查一下，有没有一位是为中华民族而捐躯的呢？
毛泽东多行不义，从来就认为，谁讲道义就是愚蠢的宋襄公，自然也不信道义在自己一方，也就不信可以用道义的政治影响力促成“和平演变”。一味迷信枪杆子解决问题。那时的中央领导批评他是“枪杆子主义”。他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1936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030页)说来也太奇怪，不相信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征服敌人；事实上连个土围子也征服不了！却迷信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能使自己亡党亡国；事实上也真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读者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个中缘故，就在于：“谎言起作用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表述如下：
1，谎言可能(也许能，也许不能)欺骗大多数人于一时，不能(排除“也许能”)欺骗大多数人于永久
2，谎言可能(也许能，也许不能)欺骗少数人于永久
这个规律具有“二乘二等于四”那般的精确性。多谢“辩”文为此提供数据：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全属少数)，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都觉醒了)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即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再有当年(受骗时)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这个数据精确地表达了“谎言起作用的规律”的两个基本点。最郑重而又最滑稽的是，也表达了江泽民之流的三个代表重要理论的民间反应。
古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常”就是规律。它的作用不因为尧是好人，就为他存在；也不因为桀是坏人，就自行消亡。同样，规律也不会是单为人民存在，而为共产党则亡。它对双方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所谓“利用规律”，就是把规律所含有的可能性中的对自己有利的(或有害的)“也许能”(或“也许不能”)，经过主观努力，创设条件，使它变为现实性的能(或不能)，最后变为现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美学，就是指导人们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美的规律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但目的性却是规律本身所不具有的，就像原子弹炸谁，它本身并不具目的性一样。
共产党对此规律的运用方式是，谎言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对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上当。
“难道共产党不晓得谎言对多数人、少数人和长期性、短期性起作用的规律吗？”不但晓得，而且精于此道。它对谎言的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可以说，中共是人类中天字第一号谎言大师。中共党史就是一部谎言及谎言起家、发家史。相对而言，戈贝尔又算得了什么？小巫都称不上。让我例举党内斗争中鲜为人知的一件事──党史活字典司马璐在回忆录中说：
9月9日(1935年)，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说是截获一则电报，是张国涛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文中说：“望劝毛、周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刻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决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我曾当面问过张国涛，他说绝无其事，徐向前晚年答复廖盖隆也说，他绝未见过这份电报。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进击松潘以北，打开北进的通路。毛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张派控制的最好机会，决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个借口，否则毛派要承担分裂红军的责任，因此叶剑英编造了上述的故事。(《中共历史的见证》509页)
以下仍是真真假假、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直到借国军的刀杀灭张国涛的军力，以除心腹之患，故事才算告一段落。毛泽东、叶剑英之流既然能在他们党的领导同志之间凭空捏造这种假事，编出这种无耻谎言，那他们对谁还会有什么样卑鄙的事做不出来呢！问题在于，这一件事水落石出了，还有大量的迷团是属于“一生真伪有谁知”哩！单就这件事，时过境迁，真假还有几个人关心呢？谎言已经美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则，总还会有些人不信张国涛、徐向前、司马璐、廖盖隆那一套的。毛泽东有个比喻可以用在这里：把油倒进油瓶里，即便再倒出来也倒不净，总会沾上点儿留下来的。让我再举个国家的，也是国际性的众所周知而又大受其骗的事件：
金日成在毛泽东、斯大林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这一基本事实说明“抗美援朝为了保家卫国”纯粹是一个大骗局，二者一点边儿也不沾。整个过程是由欺骗组成的；始于战争起因的欺骗性，终于战争结局的欺骗性，把死伤90万人、费用100亿美元说成是77万人、35亿美元；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这是整个骗局中的一场戏。那场爱国卫生运动激起中国人对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志愿军斗志昂扬，誓死“打败美帝野心狼！”工人阶级觉悟高，红着眼唱：“要想前方少流血呀后方多流汗！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加呀么加油干……”老实巴脚的农民握紧拳头宣誓：“要人站起就走！要粮套车就送！……”知识分子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大义，世界级的学者们批判自己崇美、钦美、亲美的肮脏思想，臭骂自己“曾做过美帝的走狗”，怒将荣获的奖章、荣誉称号等，当作耻辱的印记抛掷出去，然后再比着自辱，开展了一场看谁能骂得自己狗血喷头的思想改造运动！专家骂自己最无知识，狗屁不通：教授接受批斗，褪掉裤子割尾巴。全国规模的大闹剧在热火朝天地、傻冒地上演着。
然而在解密的“苏联总统档案文件”清楚地写着：“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V. V. Kuznetsov]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S. P. Suzdalev]的信。)──转引自北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北京之春》NO. 87)事到如今，对澄清这个骗局关心的，恐怕只有为数寥寥无几的老学究了。妖魔化美国已经深入人心，至今仍是反西化、分化、自由化鬼话的底色。。
我把北明的两篇文章(另一篇是苏联总统档案中12个文件的中译本)，给一位到我家来美探亲的退休医生看。他打断我的话，说：“明明是伤寒、霍乱、痢疾等传染病在志愿军中流行嘛！说别的什么都行，要说细菌战也是假的，我不信。”
后来，我待他看过那两篇文章之后，又问他：“信了吧？”你再也猜不准他回答什么？他说：“我没有看。”
就这样一来，一个曾经掀起了席卷全中国的仇美怒潮、曾在全世界妖魔化美国的弥天大谎，竟如此这般地“明白不了糊涂了”！谎言起作用的规律，以及共产党的运用之妙，在这里得到了活灵活现。中共党史告诉人们：“共产党的品种齐全的‘炮灰’，多是谎言公司骗来的。”这也表明了：没有谎言就没有各式各样的炮灰；因而各式各样的暴力也无从产生。．
“和平演变”论者也是要利用这条谎言发生作用的规律来消灭谎言。他们是通过不搞暴力、排除战争、避免流血，揭露真相、阐明真理的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早的时间内，从受骗上当中清醒过来，而且尽可能地让会受骗于永久的人接近于零，最好是能等于零。用真言占领谎言的阵地．他们认定“第一”战胜谎言，然后才有“第二”战胜暴力；谎言破而暴力自破或易破：宁信暴力论的反面：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起码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有人向共产党表态：“我不像他们那样，我不反共，只要追求历史的真面目。”共产党回答他：“即便你不是居心骗我们，好到无法再好的情形，你也是在说废话；难道说，你追求历史真面目不就等于是要我党的命吗？要知道，我党的生命就在于撒谎。”
这本奸伪之书的要害就是打着历史研究的幌子，兜售反中国，反中国人民，反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妄图全面实施彻头彻尾的“和平演变”，最终达到颠覆新中国的目的。其实，书的要害唯一的是还原历史真相。那自然会要共产党的命，即全面实施彻头彻尾的和平演变。，最终达到颠覆新中国的目的。──这是人民觉醒后的必然选择。至于说，把反中国，反中国人民，与反中国共产党连在一起说，那是中共的一贯伎俩。比如你反对苏联侵略中国和中共认贼作父，他就说你反苏、反共、反人民；你只反共，他就说你反华、反共、反革命：你反对毛泽东，就会有：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一连串的说法。这在病理上，叫做中共喉舌“肠躁症”。
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说《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被她的总统说成是“一本书掀起一场战争的小女人”，那么，《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先生，将被他的人民说成是一位“一言丧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言兴帮(大中华民国)”的“中国之子”(为了既宣扬中国之子这个称号，又能嫁“祸”于人，“辩”文特别注明：这是某捧臭脚者语。)
三，“辩”文发问：辛灏年是何许人也？答曰：书如其人也。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辛灏年和《谁是新中国》本来面目的批判上。我们有必要深刻揭露辛灏年的汉奸底细，深刻揭露《谁是新中国》的卖国实质，以及他们产生的历史原因、现实条件和当前的巨大危害性。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号召中国人民奋起批判这股来自大洋彼岸的反华逆流，把辛灏年这些害人虫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第一，关于《谁是新中国》，其书入流不入流的问题
如果说《谁是新中国》，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可是它既没有编年体的时间脉络，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也没有纪传体的传记体例，如以《史记》为龙头的《二十五史》；更没有纪事本末体的记事体裁，对历史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如《通鉴纪事本末》等。如果说《谁是新中国》，是一部历史评论，可是它既不象贾谊《过秦论》那样铺陈历史，从秦孝公起，历经惠文、武王、昭襄王，延及考文王、庄襄王，及至秦始皇，秦国由弱变强，由强及弱而亡，一览无余，无可否认的事实，雄辩有力的论说，证明秦国之亡，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没有苏洵《六国论》那样气势雄健，秉笔直书：“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最后则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谁是新中国》，也算不上是一部断代史，于明清史学家黄宗羲开创的学案体也不入流，与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的细说体更不搭界。
既然不入上述种种之说，被鼓吹者捧到“九天之上”的《谁是新中国》，只能算在“辱骂和恐吓”之列。辱骂者，伟大祖国也。恐吓者，中国人民也。(句型同“打人者，张三也。”如果文中的祖国、人民，暗指“中共”，就算了。)但是，有毛泽东之言在先：“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被称为“不入流的”史辨，用得着毛泽东拍着胸脯鼓着肚，破着老命，对着《谁是新中国》撒泼吗？──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不至于如此，大概只能是作者装腔作势、强奸毛意罢了。)有鲁迅先生之言在先：“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至于拉鲁迅的虎皮，正好是用来警告自己：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辱骂和恐吓者，你自己也！是你破口大骂《谁是新中国》是奸伪之书、奸巧之书；原来这是一本篡改中国历史，中国人民革命史，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颠覆、分裂和瓦解新中国，制造反动舆论的政治宣言；是一个背叛祖国和人民的汉奸，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卖身投靠的见面礼、敲门砖、卖身契；这本奸伪之书是献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反动派的祭品；他的奸伪之书，就是一本反革命复辟宣言；要深刻揭露《谁是新中国》的卖国实质……所以，。(“所以”后面，只能是自况了。)辛灏年的奸伪之书，在中国人民面前，终归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苍白得很，悲凉得很。
真是岂有此理！这和评论一位练过欧、颜、柳、赵的书法家，你说他写的字“四不像”一样不讲道理！难道东施要想美，只有“效颦”一途乎？谢榛在《诗家直说》中有一段关于“入流不入流”的精辟论述：“若能出入14家(指唐代的14位诗人)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14家又添一家矣。”“辩”文对《谁是新中国》就表现出傻呆呆，“莫知所宗”。这是因为，辛先生对“所宗”不是生吞活剥，故不露刀斧痕迹，倒是如名厨师做菜那样，不见油珠明晃晃，只觉饭菜喷喷香；匠心独运，功在渗透。从总体的渗透中，我们看到时间的脉络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是为经；以事件和问题为单元，穿插其间，是为纬。特别是表现在某一单元中，尤其显得脉络清晰：史实经纬交织似锦，史论泾渭分明如画。信拈一例，以资说明，例如：下卷，第二章的第1、2两节作为一个单元，论述中共认贼作父，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问题：
首先“正名”：叛乱，是指它对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继续叛乱和扩大叛乱。叛国，则是指北伐成功、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因中华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遭遇苏俄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无视民族，背叛祖国，不仅公开决策“武装保卫苏联”，而且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乱高潮，以与苏联侵略者“里应外合”。
其次，框定本单元的时间范围：1927年──1936年。
其三，梳理历史的千头万绪，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将二者融会于历史事件的特定发展阶段中：国、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演。国民党方面，有它创建的中华民国和进行的国民革命。中共是苏共的产物，苏共先是蓄谋指使、后是直接指挥中共背叛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苏共继承和继续沙俄对我主权的掠夺，发动侵华战争。中共听命把叛乱发展到对中华民国打响第一枪的“八一南昌暴动”，开始了1927年8月──1929年7月的武装叛乱阶段：在武装叛乱中，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而对1929年7月侵华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不但不保卫祖国，还公开认贼作父，号召“武装保卫苏联”，这就开始了1929年7月──1934年10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从此以后，直到1936年12月。就是实施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辛先生对此阶段，在此只是提出问题，并未展开，因为紧接着下面就会有第三章、第四章，用整整两章的巨幅，来对这一问题穷原竟委)。
其四，把论域中所涉时序，排列如下：
1，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1926年11月(北伐出师后四个月──辛先生按；下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2，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的会议上，布哈林在第一个报告中批评中共：“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过分畏惧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占领区(即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北伐军后方)进行土地改革，不够坚决──这就是错误的主要方面”。
3，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称“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后来，当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会前接见部分代表，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
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所指的反革命不是军阀，而是正在领导和进行打倒军阀伟业的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
4，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土地问题已经开始表现为各种尖锐的形式，这是当前形式的中心问题。哪一个阶级有决心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并能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那一个阶级就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
5，1927年5月斯大林对中国的训令(即五月指示)，和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七条指令，“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
6，1927年7月26日，当苏俄对国民党亲俄派尚存希望之时，《真理报》在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危机”的社论中指称：“共产党员应该毫不怀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7。1927年7月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评论”时评论中共说：“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8，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有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以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史说：“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和派出罗明拉兹，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9。罗明拉兹指挥下，新中共中央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八一南昌暴动，兵败，于翌年4月由朱德、陈毅率残部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10，1927年苏联第7、第8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在社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说：“退出国民党的号召和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现在举行起义的策略相一致的。”
11，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1927年8月7日，罗明拉兹在武汉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会议，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并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告全党党员书”，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
于是，苏俄假手共产国际，于８月９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中共党史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8月9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八七会议另一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攻打长沙和武汉。皆以失败告终。
12，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1927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9日和10日罗明拉兹和共产国际派来接替他的米特凯维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割椐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工人斗争，发动城市暴动，使城市暴动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现时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原则……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和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13，。会议结束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毫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毫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工贼。”
14，1927年12月，罗明拉兹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上宣称：“现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了。”就在罗明拉兹于莫斯科发言的时候，中国广州不仅爆发了由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乱(即中共广州暴动)，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且苏俄驻广州诸领事及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这一叛乱，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则是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巢穴。
15，12月11日凌晨叛乱爆发，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1300人。另有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3000人。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并发布政纲：“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极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两日即败。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第9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高度赞扬广州武装起义说：“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及其伟大的英雄主义的范例。”但该决议却指责指挥广东暴动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苏俄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的行径，可谓不打自招。
16，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杀人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17，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俄国出钱出力，中共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一项任务是总结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失败教训；另一项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18，1928年8月，共产国际又在其“六大”的提纲和决议中指示中共：“革命斗争将使党面临完成武装暴动的任务，准备通过武装暴动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政权》”
19，1929年2月8日，苏俄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批评中共夸大革命运动失败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倾。
20，1929年成6月7日，苏俄又在《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的信》中指责中共在发动农村暴动的过程中，出现未打倒富农的情形：“联合富农，这无论是什么条件下都是不允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的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国来说更是不对。”
椐中共现代史和党史著作称，在1927年8月至1928年，中共发动了100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12次，除了广州外，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
1927年9月至10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曾于11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1927年10月的广东琼崖暴动：1927年11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动；1928年1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1928年1──2月，由逃窜在项难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1927年底和1928年春的洪湖和鄂西暴动；1928年3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1928年3、4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1928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1928年报7月的平江暴动；1929年3__5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这些暴动除了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遭到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共产党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命令和直接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恐怕也只能是卖国不成、愧对主子了。
21，1927年7月中东路事发，引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揭开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这里有必要先说清所谓“中东路事件”──列宁在推翻“二月革命”后，要中共也走此左门旁道；在国民党搞“二月革命”时，中共趁火打劫搞”十月革命”，来抢“桃子”。苏俄为骗取人心，曾两度宣布“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孙中山和毛泽东是泾清渭混，截然分明两路人：孙中山于革命困境中遇到迥异于列强面貌的国家，能不欢迎？毛泽东却是于苏俄大量欺骗和肆行侵略的真相大白之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苏联，是遵孙中山的遗教；还有“一边倒”云云，全都真是自欺欺人到恬不知耻的程度！说他“自欺”，是因为他已不存在孙中山受蒙蔽的条件了。他心里清楚明白得很！试问，他晚年说的“俄国亡我之心不死！”是从何时算起的？──紫丹注)。
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明定“中东路由两国共同经营”，但在实际上连这也不是，而是由俄方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有俄人担任，人权、财权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得到的特权，由苏联照旧得以维持。
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也为方便指挥中共党员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的商业机构，作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也于此时建立了满洲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的报告，遂派军警前往搜查，结果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使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39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国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
1929年7月14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
1929年7月16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1929年7月17日，就在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号召对中国军阀的暴行，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来答复，要不畏一切的牺牲，来拥护苏联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
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8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8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一时，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波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占。中华民国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12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此；下面让我们来看中共的卖国嘴脸：
22，1929年7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41号、42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辛先生按(下同)──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经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问题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联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以上事实，不但可以把中共钉死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而且，通观中共党史只有两件事：一是祸国殃民，一是给脸上搽粉，这正好可为“辩”文的问题“谁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提供出最标准的答案。
一个白色军阀，里通外国，搞武装割椐：一个红色军阀，里通外国，搞武装割椐；二鬼里通外国闹中华，把祖国陷于内忧外患之中。
23，1929年11月26日，李立三代表中央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24，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第60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中共党史说：“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
25，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70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26，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
27，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中共党史称：“李立三提出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趁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完全胜利，也以一败涂地而告终。随即开始了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28，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当天政府军停止围剿，次日蒋介石离开江西前线，共产党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立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9月20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战斗”。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29，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继续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
30，1932年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中共领袖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斗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的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31，1933年春，正在进行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长城沿线。中共武装叛国又得到一次大发展，地域更加扩大，已经垮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
32，1933年2月7日，据中共党史称：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10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500余里，南北400余里，总面积42000平方公里，人口500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在1933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式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才造成了中共武装叛乱、武装叛国的全盛时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党员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保卫祖国”的口号也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党员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水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像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无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油然而兴浩叹：时、空、人、事，国民党、军阀、共产党，中国、苏联、日本，几大因素排列组合，特别是其中的活跃元素之间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仅靠辛先生一支笔，就要把史实勾勒得顾此及彼、点面结合、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又要把事理辨析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服天下人；左丘明、司马光在世，能不惺惺相惜乎？特别是，如果你通读《谁是新中国*下卷》，就会觉得它简直就是一大篇《过共论》。其鞭辟入里，气贯长虹，堪与贾谊的《过秦论》遥相呼应，结为姊妹篇。应该说，二者都是大家手笔、都是不可多得的古今好文章。当然，如果作类比的话，把《谁是新中国*上卷》，类比《六国论》不也宜乎！
辛灏年在与《透视中国》主持人的对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谁是新中国》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但是要准确的说，它是一本中国现代史辨，“辨析”的“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种的《中国现代史》，他们基本上站在一党的立场上，来叙述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而且是一个胜利者用谎言编织了这样无数本的《中国现代史》，所以正是针对这样一个对象，这本书采取“辨析”的办法，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真真实实的一些东西，把它提拎出来，然后进行思想剖析，所以我称它为“辨析”，但说到底，也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一本来自于中国大陆民间知识分子们，自己对历史反思的一个成果。
在这里，自诩为“历史学家”的辛灏年，用了一个“辨析”，就把所有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把自己，及其巧伪之书──《谁是新中国》，捧到了九天之上。这是何等的学阀作风！但是，辛灏年的这一番自我表白，恰恰暴露了他自绝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败类面目
有“辩”这样的文章现世，还愁无处去找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吗？辛先生用的是“辨”，是辨析真假、是非、善恶；而你用的是“辩”，是辩护，实际作的是强辩、跪辩，张牙舞爪、无理取闹，特别是你说的话，或引用的话，都是恶犬效主子，大搞语言暴力，而其中许多话，即便在大陆，也都早已是声名狼藉的陈词滥调，而你却还要不厌其烦地说呀说呀，还当成最新谎言来夸夸其谈哩！当然，如属下面情况，自当别论：你是故意那样说，让读者恶心共产党的。
现在看来，你所谓的“不入流”，在你这一面是“莫知所宗”；在辛先生那一面是，从写作风格上讲，不陈陈相袭，不随波逐流，富于独创性。所谓“历史专著”的“着”，贵在独创，该“历史专著”正是独出心裁、不落窠臼、独树一帜、独创一格。它把从老八股到洋八股、从党八股到帮八股，给甩的溜干二净，至于你说的：如果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翻看一下辛灏年的“成名之作”──《谁是新中国》，就会感到“四人帮”大批判文章那股子打棍子、揪辫子，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恶气，扑面而来。在《谁是新中国》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四人帮”“金棍子”姚文元当年的霸道。可以让读者都来评一评：看看这是谁的活脱脱的自画像？好！就让我当场把你抓住吧！单凭扣帽子一项，你师承“四人帮”就堪称“江青出于蓝苹而坏于蓝苹”；你实在是作孽不浅，难道也不怕祸延子孙？──仅在一篇文章中，你就给辛先生扣了近40顶帽子，计有：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辛灏年，满脑子唯心史观的辛灏年，满世界鼓吹“精英”论的辛灏年之流，“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的辛灏年，辛灏年一类骗子，。奴才，汉奸，靠“伤痕文学”起家的浪荡子，叛国精英，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中国知识分子的败类，知识分子中的害群之马，谣言世家子弟，帝国主义反华势力雇佣的文化特务，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反共反人民的老英雄，投机商人，投机的野心家，“卓尔不群”的野心家，赤臂上阵的小丑，骗子，害人虫，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藏在人民革命队伍中的敌对分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复辟分子，极端反动的人，文化掮客，头上戴着一大堆光环的时代宠儿，赤臂上阵的弄潮儿，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的鹰犬，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美国反华势力的走狗，“台独”的同路人，……(遗漏在所难免}另外，对人、对书的辱骂，也是比比皆是。难怪你为读者所不辞，回报你为“夹生坯子下流货！”你的通篇文章，除了部分引语外，充斥着“四人帮”大批判文章那股霸气、恶气、流气、痞气、阴阳怪气；第三代核心的油腔滑调、装腔作势；第二代核心的杀气腾腾；好像还要装出一股你祖师爷的山大王气。
让我们再走走”群众路线”，听听读者的呼声；看看“辩”文是怎样明目张胆地与民意为敌的？(以下转载自《黄花岗》总14期)
辛先生：您好！
无意间在书柜发现几本《黄花岗》，连夜惊读之余，茅塞顿开，大有振聋发聩之效，我似找到了一条该走之路。
丢掉幻想，认清本质，先扫垃圾，再建高楼。
恨不能很快与您相见，以讨教具体的救国之道。
德成 2004。11。21
大陆人辛灏年(从前是小说家，现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者)写的《谁是新中国》不可不读。导生出中华民国的革命是正统，导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是“反革命复辟”。这是个很有价值的论点。辛灏年刻意不使用中华民国这边公布的史料，刻意只用“人民共和国”那边公布的史料和报纸记录，雄辩如江河，力透纸背。
接受新教育吧！活到老，学到老。
台湾人
黄花岗杂志社：
辛灏年的思想应该让大陆中小学的教师知道。
看了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知道了许多真相。并且我把这些真相讲给我的学生听，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这与他们在课本里所学的发生了冲突，但学生还是更相信我给他们讲的事实。关键是如何把新灏年观点让全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有几个老师可以上网？建议在城市可上网的中小学教师家庭都要想办法看到《谁是新中国》。
大陆一位农村高中教师
黄花岗总编辑：
身为华侨的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有着这么一本继承孙中山大志的出版物。再次送上万分的谢意！三民主义乃中国民主的唯一希望！
陈永健 谨启
辛先生：
黄花岗杂志别树一帜，大作《谁是新中国》立意颇新，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网页更
田建模
黄花岗杂志社和尊敬的辛灏年先生：
我是一名反共爱国人士，曾经抱着纯洁的想法要加入共产党，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从1997年开始，我对共产党彻底绝望。从1998年开始，(至今) 我已经进行了快8年的反共宣传；期间，屡屡遇到人民担心“没有了共产党咋办”的疑虑。所以我建议在退党声明的同时再发起一个新的签名运动。那就是“全民公投产生新宪法，全民直选产生新政府，军队国家化，政教分离，党政分离，人民自由结社组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权立国，废除西方的精神垃圾‘马列主义’，恢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重建家园认同。”两个签名同时进行，让人民在离开“共产党反动派”的同时，又能看到国家的光明前景……我碰见许多为“共产党反动派”辩护的人士(“辩”文作者听着：──紫丹注)，他们在共产党推动的各种运动和改革中得到了好处、分到了赃物，就泯灭了良心、失去了正义。现在我正告这些人回头是岸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们要认识民主和自由的可贵。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只有在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度里面，大家才会有做人的尊严。
非常希望能借助辛灏年先生的高知名度把我这些想法来传播出去。
林越 2005。6
黄花岗杂志暨辛灏年主编：
您好！我是生活在大陆的一名自由作者，笔名王律文。我曾经长期工作于新闻文化界，于2002年辞职从事写作。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种种危机，而“民主”和“统一”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黄花岗杂志以宣扬中华民国的历史与理念、追求重建民主中国为主旨，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华民国”正是两大问题的一个交集，一个新的“大中华民国”，能够同时解决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贵刊直面当今中国问题之核心，在种种争论报刊中独树一帜，为推动中国的民主统一进步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谨此向贵刊暨辛灏奶奶先生表示敬意……！
王律文 2005。7
九九归一，现在回归到“辩”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否定的话语。不过，读者需要给它来个否定之否定，即在“并非。”句前再加个“并非”，让它正负对消后等于O，即不读括号里的句子：《谁是新中国》(并非像炮制者和鼓吹者炒作的那样，)是一本“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并且“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的“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第二，关于辛灏年，其人入流不入流的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辛灏年这个生于新中国，长于新中国，承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厚恩，头上戴着“作家”、“青联委员”、“精英”等等一大堆光环的“时代宠儿”，为什么要跑到美国，跪拜在帝国主义的脚下，甘心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对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狂吠呢？答案很简单，正是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和平演变”的结果。
人们不禁要问：在新中国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为什么“求证”一个与新中国密切相关的命题──谁是新中国？不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离乡，跑到与这个命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去“求证”？是偌大的新中国，有着博大胸怀，兼容并蓄的中国人民，容不下他辛灏年一支笔呢，还是辛灏年别有用心？
辛先生在“后记”里说得很清楚：“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他是出于这样一个无奈的简单而又纯洁的目的。问题在于，“辩”文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呢？是不是要让国人怀念王炳章、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吴弘达、魏京生、王丹……何清涟、袁红冰、焦国标、陈用林等一大串名字呢？高行健得诺奖时，朱éF基说：“可惜他不是中国人！”一位女评论家为文反驳说：“幸亏他不是中国人。”可谓意味深长。又，是不是还想要勾起人们挂念在国内的湖南三壮实士、重建中国国民党的17壮士、丁子霖代表的天安门母亲、蒋颜永、刘晓波、杜导正、刘狄、卢雪松等等的处境呢？
更，是不是要人们拿无比优越的人民民主与构成世界灾难的美国民主作对比呢？
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于1945年7月在延安，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那正是一次关于人民民主的谈话。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54年9月15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新阶段》社论。为了说明新中国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我们不妨将这篇社论全文录下：(从略！──紫丹)
我为什么要“从略”？因为，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作的制定宪法的报告，我是在收音机前收听过直播的。至今51年过去，其中那些曾使我欢欣鼓舞过的句子，我记忆犹新，如：“在我们国家机关内，压制批评是犯法的行为！”紧接着收音机里就爆发出哗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委员长已经成了国家元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当毛泽东的红卫兵用语录打头、用耳光打脸、连打带踢，打得他遍体鳞伤的时候，他说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没有撤消……他作为公民，他的权利如何如何……，可伶刘主席还想用宪法来当护身符。当然，宪法也保护不了他，直到毛泽东残害他致死时，白发二尺长！难道宪法还会保护普通的老百姓吗？如果说，刘少奇诉诸宪法的话是废话，那就证实了宪法是废纸。废纸就废纸吧，就像人大代表是花瓶一样，大家装模作样，心照不宣就算了。可毛泽东偏偏不认这壶酒钱，硬是要把他的新的接班人明文写在宪法上。按走过场说，下届您老人家能否当选国家领导人也还是个未知数，怎么能把接班人就预先定在宪法上呢？老人家也太奚落宪法、人大代表这些玩艺儿了，连他们脸上糊的那张薄纸也要给撕破。
我刚才把《社论》全文从略，却留下毛与黄关于民主的美谈。就是叫你对照一下嘴脸。现在继续对照：翻手为云，毛的淫威不可侵犯，说把接班人定在根本大法就定在根本大法上；他是多么倚重宪法！又是多么椅重接班人！覆手为雨，一反脸就宣布废止接班人，说废止就废止，定在宪法上有屁用！宪法呀宪法，可伶的宪法在诉苦：“我要不被写成宪法，白纸无黑字，尚可当手纸。呜呼！而况宪法而不如手纸乎！”
“算了算了！毛泽东时代作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邓小平号召我们向前看！”就是这个邓小平让机关枪射着开花子弹，履带卷着血肉之躯，血洗天安门的。可他也是把宪法、人大当作废物的呀！相反，当秋后算帐的时候，哪位人大委员曾提议过召开人大会议解决问题的，都不轻饶。
面对着天安门白发老母的控诉，“辩”文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高谈阔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无比优越性；血口喷人、肆意诋毁“美国式民主”，说它倒是人民的灾难。可是别忘了，连这个邓小平都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他接着还拉出毛泽东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选二卷，293页)真来咄咄怪事！怎么这个田雨竟胡充八当得比他的主子毛泽东、邓小平还要左三分呢！见怪不怪，这也可作二解：一，反话正说就是：“这是黄嘴角子弱智儿，才会有的初生小兽之蛮勇！”二，实话实说就是──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章上)读者如想要领会贯通孟子话的精神实质，只需要有足够的耐性，坚持品读下面的宏论就行了。
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不懈地争取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当家作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所以，人民要的是人民民主，而不是辛灏年鼓吹的美国式“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就是战争，就是侵略，就是殖民掠夺
美国式“民主”就是世界人民的灾难
叛逃到美国，吃着美国人残羹剩饭，给美帝国主义当着“乏走狗”的辛灏年，最为推崇的就是所谓的美国式“民主”，他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式“民主”摇旗呐喊，企图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他还纠集一干子醉心美国式“民主”的所谓“精英”，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为美国式“民主”摇唇鼓舌。
那么，所谓的“美国式民主”，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在这里，我们不必举证更多的例证，看一看正在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侵略军的“虐俘”丑闻，也就十分地明白了所谓“美国式民主”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自从美英联军“虐俘”丑闻被媒体揭露之后，有关美英联军“虐俘”丑闻的报道纷至沓来：
随着美国杂志《纽约客》9日再次刊出一张阿布格莱布监狱伊拉克战俘被虐待的照片，驻伊美军虐囚事件的真相继续向纵深发展，全球舆论更加群情激愤，谴责之声不绝。
反观美军虐囚事件的曝光出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纽约客》等新闻媒体立有头功，它们因为将揭黑的矛头直指军队而尤显可贵。
《华盛顿邮报》等许多报刊的继续揭发，伊拉克监狱内的野蛮行径终于大曝于世
美国《刀锋报》的记者在调查了100多名“老虎部队”的退伍老兵和越南平民后，于2003年10月19日披露，这支陆军部队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犯下无数战争罪。
摘取上面几篇报道，意在说明，辛灏年之流竭力鼓吹的美国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所谓的美国式“民主”，就是残酷压迫全世界人民的专制制度；所谓的美国式“自由”，就是野蛮剥夺全世界人民自由的殖民主义压迫；所谓的美国式“人权”，就是使全世界人民丧失基本生存权的独裁统治。
这里，我来做几点“点破”：
1，这是黑暗面，是罪恶，是必须揭发和加以惩处的。这些，美国都做到了。如果不尽人意，谁也无权禁止再揭发、再处理。民主制度绝对不能保证没有黑暗面，只能保证公民向黑暗斗争有合法权利。毛泽东说得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辩”文把德先生和赛先生相提并论。我们说，就像最科学的原理也不能保证其中不含有部分错误，相反，倒可以绝对地保证，其中一定包含有部分错误，让一代代人在“推翻”中进行补充、完善那样，民主的制度也绝对不可能把坏处驱除净尽。民主制度的好是相对共产极权制度的坏而言的。就以被闹得喧天似的“虐俘”问题来说，前苏联有没有？中共有没有？不但有，而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未曾引起轩然大波呢？徐平华先生划成右派的罪状之一就是在大鸣大放时他提了一条“志愿军枪杀战俘”的意见：
我原为解放军19兵团63军文化教员，兰州战役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奉命入朝作战，我被调至兵团政治部敌工部战俘管训团，做押俘英语译员。五次战役期间，我们在中线接收战俘，其中以英国、土尔其战俘最多，当时，我军对敌宣传口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宣传虽然不错，但战斗打响后大都不执行，其惨状难以目睹。押俘多在夜间进行，要立时转移后方，有时在敌机照明弹下，战俘们受惊狂奔，战士都开枪射杀，尤其是伤残战俘跟不上大队的就地处置。处置的枪声，使前方押运的战俘都回头观看，还以为伏兵交火。我对此违反优俘政策做法，思想一直搞不通。我问过连指导员，他说：“打老美和打老蒋不一样，这是上级指示。”既然不一样为什么要宣传“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呢？(《世界周报》10。29。1995)
徐先生由部队调干进入人民大学学习，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给划了右派，随即进入了难以想象的悲惨世界。这篇回忆录的题目是：《九死一生20年──我的劳改岁月》(谨献给那些在中共极权下活着的与死去的冤假错案亡魂，及他们的后代子孙。)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只要是民主制度坏的地方，极权制度就往往更坏，恰如“虐待俘虏”与“枪杀俘虏”之对比；此其一。其二，前者保护揭露人。后者严加遮盖，而且把“优俘”宣传得天花乱坠。又严禁揭露，谁胆敢揭露，定予严惩不贷！试想，。假如《纽约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刀锋报》、《华盛顿邮报》等，及报道的撰稿人，都在“人民民主”的中国，他们的命运该当如何？报刊被查禁是无疑的，人员呢？以往的做法是，各得其所(劳教所)、各归其队(劳改队)、各就其位(一字排开……)。这些严峻的事实，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辩”文前面的提问：在新中国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为什么“求证”一个与新中国密切相关的命题──谁是新中国？不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离乡，跑到与这个命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去“求证”？是偌大的新中国，有着博大胸怀，兼容并蓄的中国人民，容不下他辛灏年一支笔呢，还是辛灏年别有用心？你就少说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正在受难。以后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候，自然是，谁也不会再自我流放了。现在不流放行吗？这篇“辩”文要对《谁是新中国》及其作者任意辱骂、口诛笔伐、穷追猛打，置之死地，就是回答了辛灏年在中国会怎么样。现在你们蛇□般的毒狠只能化作恐吓和辱骂，而这也只能事与愿违，让侏儒向巨人喷出的臭唾沫如数回落到自己的嘴脸上，同时又把自己的主子也正好置之于被告席上。其三，民主制度的透明性，容易形成对罪恶、黑暗东西的人人皆知、人人喊打！达到“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即如种族歧视，过去曾严重存在，现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对此是深恶痛绝、除恶务尽，毫不讳疾忌医，不像极权社会总是捂盖子，如萨斯，纸包不住火了才被迫承认。难能可贵的是包括政府高官如国务卿鲍威尔，也对种族歧视加以揭露、加以鞑伐，以促进社会进步。不期“辩”文将这种改进社会的努力，加以歪曲，当成摸黑民主制度的卑鄙手段。且看：
对于托克维尔吹捧的所谓美国式“民主”，美国人未必认帐。现任美国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鲍威尔，曾经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名曰《我的美国之路》，据说“在全世界引起很大轰动，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鲍威尔在《致中国读者》中说：“这本自传描写的是一个出身贫贱、由于个人的努力和种种机遇而上升到美国责任最重大又最受信任的岗位上的一个人的生平。我深信，通过艰苦奋斗和刚毅不拔的决心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同样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故事，谨愿它对加强中美两国关系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是，就是这个时下在美国政坛走红的鲍威尔，也无法在自己的自传中掩饰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中文翻译者在《译者的话》中指出的那样：
鲍威尔在书中对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戎马生涯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通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使读者了解到他艰苦奋斗之不易，同时也了解到美国领导集团内尔虞我诈和美军内部的种种问题。读者可以从书中活生生地看到鲍威尔本人、他的家庭和广大美国黑人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侮辱。他是一名美国军官，但不能与白人在同一饭店吃饭，不能用同一厕所，甚至走在大街上连看一眼白人妇女也犯法。他结婚时不能住一间像样的旅馆，只能把市郊简陋的汽车旅馆作洞房。自传充满了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愤怒控诉。鲍威尔呐喊说：“多少年多少代，我们为这个国家而战，早在17世纪，黑人自由人和黑奴就应征当民兵。美国革命时期曾有数千名黑人在华盛顿麾下为这个国家争取独立而战，可是胜利后他们自己却未享受到独立。内战时间，有几十万黑人在联邦军中英勇战斗，近4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黑人曾帮助白人获得土地并保卫土地，但他们自己却无立锥之地。这个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基本权利，还怎能叫我们为它服务呢？我们又干吗为它而战？……”我们从书中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人权和机会均等的虚伪性的挞伐。
那么，鲍威尔自己是怎样看待美国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的呢？那就是对内搞种族歧视、隔离和侮辱，对外搞殖民掠夺和战争侵略，血腥屠杀他国人民。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感兴趣的是有色金属，而不是有色人种。也正如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中国的老百姓读了这段文字，是否会认为美国当官的肯说实话，不像中国当官的，从毛泽东到基层，给老百姓没有一句实话？中国的干部们会不会认为，我们要也这样揭露真相，即便是为了克服弊端，恐怕乌纱帽也就戴不牢了，甚至于影响到帽下的头能否长牢？尤其是，会不会更启发读者更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呢？至于随便一个中国人，他想都不敢想既能揭国家的疮疤，又能国务卿照当不误；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便宜宗儿呢？彭德怀很有分寸地说了几句实话，死得是何其悲惨啊！辛灏年在中国如果能写事实真相而不遭牢狱之灾，他也就不用自我流放了。就说笔者写这篇读后感吧，能在中国写吗？即便当做反面教材，可以任人口诛笔伐为前提，能在中国发表吗？过去的沉痛教训是，不止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是作者遇见公安局，叫你领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我想起两个作者的简短对话：“解除顾虑，写吧！准许犯错误，也准许改正错误。”“改？恐怕是劳改。”
大量的文化人流亡海外，其理由不是明显地摆在那里吗？使“辩”文作者大惑不解的是，在新中国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为什么“求证”一个与新中国密切相关的命题──谁是新中国？不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离乡，跑到与这个命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去“求证”？这是因为：第一，在大陆，每件事情都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旧中国。旧中国之旧就是专制复辟，而旧中国是绝对不允许人们求证谁是新中国的。更不允许辛先生到德国和俄国去刨“新中国的祖坟”。第二，在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如果是见利忘义，领导人曾经向他许愿：“写出被提倡的作品，就给你发奖。”还有人说，对于畅销作家的书稿，印刷机一打开，就等于是在印钞票。凡此种种，对于待价而沽的人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呀！怎奈辛先生视名利如粪土。而“辩”文作者竟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地把美元与辛先生捆绑在一起，这只能表明他是以小之心，度君子之腹。“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安贫乐道，耿介拔俗，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雅癖，辛先生也然。民运创始人王炳章说他是“苦行僧”；也有人奚落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认为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质本洁来还洁去。”到现在为止，他所有的演讲，一律是拒收报酬的；而且明言，拒收任何政治团体的捐款；办《黄花岗》杂志，用的是爱国华侨周祥老先生捐出的终身积蓄，50万美元。靠着他自己、李刚、孙云等一班义工，说是“勒紧腰带，还能维持3年。”《黄花岗》的帐目定时公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由于得道多助，当许多人表示愿意资助他们的时候，辛先生未雨绸缪，向工作人员提醒：“钱少办事有困难，钱多花不对，也能毁了事业。”像辛先生这样廉洁自持的人，恐怕也是人如其书，是“不入流”的吧！
《黄花岗》人士以重建新中国为目标，以不辞劳苦为精神，以清正廉洁为风气，凝聚为一个无形的群体；这个群体又有一个无形的淘汰机制，即目标、精神、风气。那些利禄之徒，看到无名可追、无利可逐，远远地便望而却步；如果一旦误入“歧途”，一经发现便会激流勇退，。这样一来，便保证了本人和群体双方都不变色。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团体忽兴忽衰之际，《黄花岗》却能保持稳步地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原因。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凡是靠拢《黄花岗》的，都不是由于谁的招兵买马，全是由于受到黄花岗精神的感召。凡我后生晚辈，(缅怀先烈国而忘家，生而忘死，杀身成共和之仁，舍生取三民主义，)而志在以黄花岗72烈士之精神重建大中华民国者，岂能念兹在兹几个香钱(不说臭钱，如同不说酸葡萄)乎？谓予不信，自我作例：
老朽只是家人供碗饭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身上不名分文。有一次，随身带有$11，要买一本书，可书上标价是$16，我硬是眼巴巴买不成。后来我在散步的小径上拾到$5，才算凑够$16。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在《黄花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都不忍心领取他们的稿费，对寄款都是如数退回，最近一次是$300。别人都作义工，我实在自愧老而无能。连比别人差劲的我都是这样，你们还敢血口喷任劳任怨、如牛负重而又守身如玉的辛灏年先生是乞求美元吗？
有人说，辛灏年是四面楚歌，有人更说成是八面楚歌。当然，12分高兴也并不比10分高兴多2分；8面楚歌也不比4面楚歌多4面，只是言其处境极其艰难险阻而已。让我们来一窥究竟：
我在《弄清事实 再讲战斗》一文中说：辛灏年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榜样。他竭尽心力写出一部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冲破中共的谎言大坝；他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是认真还原了中共历史真相，彻底否定了”党的光辉”胡扯。
一方面，辛先生反对共产专制独裁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毁弃中华民国，分裂国家民族的图谋。他以一介书生匹夫之身孤军作战，两面御敌。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他的观点，但你不得不崇敬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独立人格。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要学他独立撑持、坚挺不拔的精神：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先重是非，次讲利害。
他对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呢？请看《谁是新中国》的“作者声明”：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辩”文就此说道：那么，这个“丧家的”、“反动派的乏走狗”的“郑重声明”，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他想告诉人们：反中国，反中国人民，反中国共产党，我辛灏年与中国一切反动派是一路货色，不论是“丧家的”也好，“乏走狗”也好，总之我辛灏年与反动派“并无二致”。我辛灏年甚至也不讳言：我，就是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派的孝子贤孙！但是，我辛灏年又要“和而不同”，与今天的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派，与蒋介石反动派的追随者，不是同路人。
“辩”文作者的嘴，就像兔唇跑风那样，逢说东，又说西：上段的结语是不是同路人；请看下面的结语，又变成了就是“台独”的同路人。
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华势力，当然也包括辛灏年之流，是不愿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正在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解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因此，辛灏年在他的《谁是新中国》的“总结”中，就说：“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而且叫嚣什么“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从辛灏年的梦呓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跑到美国，为美国反华势力充当文化特务的“乏走狗”，企图用所谓“追求民主统一”、“避免专制一统”的话语，使两岸关系继续处于“长期对抗”状态，以此达到他们阻挠中国统一的罪恶目的。由此观之，辛灏年就是美国反华势力的走狗，就是“台独”的同路人！
你们共产党的第一代，不是说过先民主、后统一吗？难道你们今天非僵持专制一统不行吗？
你们不是说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心愿吗？你们不动武，难道台湾会动武吗？本来按历史的使命感，中国国民党有义务光复中华民国。但事实上，他们已是孙先生、蒋先生的不肖之徒，乐不思蜀，忘记了什么是“我党所宗”。中国人民只有寄希望于“重建中国国民党”了。
你们不是说两岸对等谈判吗？如果说只要台湾独立，大陆就有权动武的话，那么，对等的命题该是什么呢？是否应该是：只要大陆坚持极权专政，台湾就有权动武；否则不成不平等条约了吗？总之，你有条件动武，也要给人家一个动武的条件，否则，还对什么等？
你们一点也不含糊，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辛灏年是一反共独、二反台独的，你们为什么又说他就是“台独”的同路人？李登辉如不说辛灏年是共匪间谍，而说就是共党同路人，不就相映成趣了吗？当官方宣布停止神化毛泽东的时候，你们兴犹酣，继续实行两个凡是、三个忠于、四个无限，但你们就是对他的一句话：“不许放屁！”偏偏要对着干。
是该作结的时候了！
新中国之新，新在国魂；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大中华民国的国魂。
辛先生之行，主义是从，一往无前，宛如农民耩麦子，不听蝼蛄叫，宁信沉住气不少打粮食
辛先生之书，义正词严，经纬交织，泾渭分明，亲者快，仇者痛。
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日月当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让我以蒙古人的谚语作结：“骆驮在前进，狗在叫。”
初稿脱稿于10月1日23时20分。2005年，日内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