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孙文活在今天…… ＊阿波罗新闻网

黃花崗雜誌《革命與改良》文選之一《黃花崗雜誌》第三期（2002年2月）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孫文活在今天……

提要﹕

★我们所面对的“专制复辟统治”，比孙中山所面对的“末代王朝统治”更加黑暗──要推倒复辟，非去“共”不可……
★我们是在历史的巨大逆流里，万般艰难地才追寻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既有方向，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再觉醒……
★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一个“敌有人助、我无人援”的世界，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已如星星之火，闪烁在全中国……
★我们拥有着:孙文宝贵的国民革命遗产──亚洲“第一共和”的国统与法统──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民主潮流，只要我们坚持“追求和平革命，不放弃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对专制改良，不反对任何真正的民主改良；并且──绝不以复仇共产党为能事……”

孙文不死──代前言

　　我们用“孙文不死”──这样一句满怀着感慨和悲凉的话，来作为本文的开篇之语，除却我们以为，孙文在国人的心中“不会死去”，还因为，近八十年来，在民族民主革命形形色色敌人的心头，孙文非但不死，而且，犹如一个永恒的“梦魇”，无时不在压迫着和扰乱着他们祸乱中华与维护专制的炽情。

　　孙文作为异族欺凌和专制统治的死敌，生前曾惨遭他的仇敌反对、迫害和围剿，死后又为那些出卖民族和复辟专制的子孙反对和利用，今天，竟又在遭遇着形形色色辱我中华和维护专制者的诬陷、丑化甚至谩骂了。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年轻的学生们虽因历史的“蒙蔽”而没有想起孙文，但“屠城”之后，一些被迫逃往海外的中共“精英”们，不仅立即想起了孙文，而且立即勾起了他们对“孙文即意味着革命”──这样一个可怕事实的无限惊恐之情。于是,这些跟着“我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甚至跟着中共“革了别人一辈子命”的所谓精英们，为了及时提醒自己正在“苦恋”着的专制统治者──能够“防患于未然”，竟然就于国人尚在长歌当哭，尚要痛定思痛，因而尚未萌发民族民主革命觉悟的凄凉时日里，竟超前在海外，向着孙文、和标志着他一生辉煌业绩的辛亥革命“发难”了……¹

　　十三年过去了。五十余年来中国从来不曾发生革命的血腥历史，十数年来中国已经在孕育着革命的痛苦现实，不仅为我们的人民带来了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重新觉醒，而且，已经重新点燃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星星之火。孙文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非但已经成为民间“中华复兴运动”²的主体思想，甚至也已经在逼迫着专制统治者慌忙地采用起他们惯用的阴阳两谋，重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明拥孙文而又暗反孙文”的伎俩，一边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公开打扮成了孙文和辛亥革命的“优秀传人”，大张旗鼓地纪念孙文；一边却在暗中明令“要防止有人利用孙文来鼓吹革命”，并立即向海外发动了对孙文及其革命的批判和围剿。一时间，在“一国两制”的香港，立即长篇累牍地发表了国内御用文人的讨孙檄文，以与封建军阀的子孙们遥相呼应；³而在拥有“歌颂中共专制统治自由”的海外，立即便有所谓“精英”心领神会地高声应战，甚至有自谓“民运人士”者发表长文，黑白颠倒地公开指责说，“宣扬孙文和三民主义，就是在宣扬专制主义”；而在当今那个有着无限自由的“海外网络世界”，对孙文的诬蔑、丑化和谩骂，竟然伴随着某些人士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满怀鄙弃”，和对中共及其专制统治的“倾心维护”，已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然而，“日月之食，何损于明”。因为，这一切只能说明孙文不死，说明孙文非但不会在历史和人民的心中死去，而且不会在他的敌人、也是我们民族和民主的敌人心中“死掉”。只因为我们民族的敌人和民主的敌人，永远地记住了孙文，永远地在孙文这个“梦魇”的压迫下，“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所以，他们才会在“大厦将倾”的专制末世，有来头、有计划、和有着鲜明爱憎地，或阴谋策划“倒孙”，或赤膊上阵“讨孙”。相反，爱民族、爱民主的国人，也才会在孙文已经死后近八十年的今日，写一篇“假如孙文活在今天”的祭文，来纪念不死的孙文；来纪念孙文更其不死的业绩──伟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九十一周年。

　　一、我们所面对的“专制复辟统治”，比孙中山所面对的“末代王朝统治”更加黑暗，要推倒复辟，非去“共”不可……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吴组缃先生在对一群青年作家讲演时，开场即大声说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就是贾宝玉、林黛玉所面临的时代！”⁴然而，贾宝玉和林黛玉所面临的时代，不就是一个“专制的时代”吗？

　　如果是，吴先生就等于在说，“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复辟了专制的时代”。因为，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曾推翻了“宝、黛”所生活的满清专制王朝，所以，今天中国的专制统治，便是卷土重来的“专制复辟”。

　　是的，它正是一场专制复辟。因为它强化专制统治、膨胀专制权利、归复专制等级、厉行专制镇压等等明确的专制政治特征，⁵实在证明了，它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任何一场专制复辟，别无二样。

　　然而，这场专制复辟，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又绝不是一次寻常的专制复辟。因为，它的“假革命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犹如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军阀们，企图“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孙中山语）一样。特别是这个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的“马教”专制极权统治，确已为数千年不曾实行过宗教专制统治的中国，补上了较之中世纪欧洲“教政合一”统治还要血腥的一课……

　　或许，这正是它要在二十余年专制复辟统治之后，就已经“风雨飘摇”起来的根本原因。所以，它才不得不与那个已经实行了二百余年末代专制统治的满清王朝一样，都被迫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

　　但是，邓小平和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竟都是“专制改良”。因为他们都是在为着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专制制度而改，都是“只做枝叶改革”，却绝然不做“制度的变革”。虽然，西太后改的是“祖宗家法”，“放”的是“门户”；共产党“放”的同样是“门户”，但改的却是“马列家法”。因为早已废宗弃祖的“马教政权”之改革，亦只有“马列家法”可改。并且，不论是西太后，还是共产党，他们都不会改革他们真正的“朝纲”，因为他们一个曾一再声言“三纲五常不能变”⁶，一个至今都在坚持着代表了马教教魂的“四个坚持”。

　　所以，满清末代王朝和马列复辟王朝都在它的末世，获得了“惊人的经济改革成就”。只是满清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先河者，而且为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的过渡，特别是“催生”自由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奠于了历史的基础；而党权至上的中共，竟只是将被它彻底毁灭了的“过渡”，和被他彻底毁灭掉的中华民国“自由经济体制”，进行了即便是在表面上都远没有“到位”的恢复。

　　所以，满清末代王朝和马列复辟王朝都在他们的末世，迅速地制造了歧生歧长的贪污和腐败──不仅更加地集中了他们的权力，而且疯狂地掠夺了国民的的财富，只是中共的“集中和掠夺”竟只能叫满清的统治者望洋而兴叹。⁷

　　所以，正是满清末代王朝和马列复辟王朝的专制改良，才不仅使得国民中之先进者，有了“不得不推翻改造”的眼光，而且使得数千年以来深知 “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中国社会，凝聚了无处不在的火山。于是，他们一个虽然早已写就了自己由衰而亡的历史，一个却正在谱写着他们走向崩溃的篇章──今日繁荣的上海滩，势将与昔日繁荣的上海滩一样，都挽救不了这两家王朝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

　　但是，一个更其令人痛心的事实却是﹕大清虽为满族统治，但它接受的文明，却是中华的文明，而它所维护的思想、道德乃至文化，不论先进还是落后，优秀还是糟粕，也都是中华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是故，由满族统治的中国，便仍然是中华的中国。是故，盛世的康熙，才会被满族的子孙们称做中华的千古一帝；末世的慈禧，也要在私心之中自认是中华的“千古一后”。特别是她那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名言，虽然浸透了无可奈何的卖国情绪，却也将大清朝统治者早已视满族为中华民族之一的心态，表白得准确无误。但是，由中共所建立的马列王朝，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虽全为“黑发黄皮”，血统上都是汉人，但他们却要“蔑我先人，杀我子孙；断我传统，辱我文明；裂我国家，祸我中华；推翻我汉家民国，篡立它苏俄附庸……直至﹕

　　认马为祖，立外贼倒退之教义，竟做我中华绝对统治思想；

　　以俄为宗，去孙文进步之学说，以断我中国艰难民主历程。”

　　而况﹕

　　时至今日，中华儿女，居然尚未醒悟我中华中国早已不复存在五十余年之久；

　　时至今日，中共党徒，竟然还在做着诸如“马恩列斯毛邓江……”一类的马列子孙之梦；

　　时至今日，曾制造了中国分裂的中华叛子逆孙们，居然还在将“统一”化作“统战”，欺蒙着海内外无数天真的爱国华人……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是否会将自己当年“要推倒复辟、非去袁不可”的“二次革命誓言”，改变为“要推倒复辟，非去共不可”的“三次革命誓言”呢？！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曾明言“革命与改良势同水火”的他，是否会将自己反对“保皇改良”的坚定民主革命立场，发展为反对“保共改良”之坚定的民主革命方向呢？！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是否还能记起自己当年曾说过的，“欲亡他人之民族，首先便要灭亡该民族之思想”的至理名言，从而将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使命，在今日定要变更为“非驱除马列──而不能救我中华”之又一个民族革命目标呢？

　　二、我们是在历史的巨大逆流里，万般艰难地才追寻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既有方向，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再觉醒……

　　在我们谈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再觉醒”之时，我们不能不直面这样一个令自己十分难堪的事实。即不论是当今倡言要“保共改良”者，还是当今要呼喊民族民主革命者，倘使我们愿意将前朝“保皇的康、梁和革命的孙、黄”当作两面历史的镜子时，我们理应感到“羞愧难当”。因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几代诞生、成长在马列中国的炎黄子孙们，无论是在人文素养、家庭教养，还是在做人道德、为人风骨等各个方面，都绝然地不能和我们的各派先人相比。因为，中共史无前例的残暴专制统治，已把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脊梁骨打断了，压弯了；而中共“欺祖灭宗”及其“非文化、无民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又将我们应有的民族精神消泯了，扭曲了。在长达五十余年的岁月里，我们岂但是生活在对历史的无边欺蒙之中，我们甚至生活在对现实的彻底欺骗之下。一出“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荒诞剧，竟然使得我们背负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却置身在被现代文明彻底抛弃的蒙昧和莽荒之中，而不自知。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已经从被迫地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历史逆流里，走向了自觉地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历史逆流之中”了。

　　然而，“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何况中共非但是“以乱取国”，而且是“以祸乱国和以乱祸族”，因而“何以善终”？更何况，中共犯下的决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系统的罪行。因为，倘若中共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所犯下的，竟然不是罪行，则“历史没有罪人，世界没有恶党”，中华民族亦将不知何为“卖国与专制”二词，中国历史将不存在任何一个有罪的卖国王朝和专制君主！至于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究竟已经为这一场民族祸乱与专制复辟抛下了几多的鲜血，才为我们带来了对民族的重新认知，和对复辟的真正觉醒，又何复言之？

　　我们的觉醒之一，就是认识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没有过时”。

　　在中国，三民主义究竟有没有过时，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民族解放有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制度有没有确认确立，民生幸福有没有真正建设。然而，在今日之漫漫中国，洋教思想统治的持续强化和马列专制制度的强行维护，国民信仰、言论、结社、集会之等等民权被一概剥夺的痛苦现状，和中共“党治、党有、党享、党贪”的疯狂行径，都恰恰说明，它与三民主义的追求和实现，还有着万里之遥。如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会过时吗？由当今国人所说出的，“共产主义早已失败，而三民主义却有着无限生命力”的断言和预言，岂但是证明了三民主义的不会过时，而且倒尽了国人心中的无限悲愤之情……⁸至于海外几个高声大叫着“三民主义早已过时了”的人士们，他们不过是要为中共专制统治的性质、历史和现实涂脂抹粉罢了──因为他们与中共的关系，至今都还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互动”之中。

　　至于中国台湾的独派们要抛弃三民主义，无非是他们不想要民族主义罢了──因为承认了民族主义，就等于承认了独立的无理和分裂的罪行。

　　我们的觉醒之二，就是对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再反思。

　　我们反思的重大成就，就是认识到“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乃是世界民主革命的普遍性历程。其中，特别是对“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这一民主革命之“中间历程”、甚至是“主体历程”的深刻认知，实在为我们辨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和反复状况，带来了根本的认识方式。⁹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认识到，法国是在经历了三次民主革命之后，才确认和确立了由“第一共和”所奠基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九十年代末的中国电视历史剧的编剧们，已敢于借用剧中人物的对话，慷慨激昂地喊出了﹕“……法兰西就是历经了三次民主革命，和八十六年与专制复辟势力交战的艰苦历程，才最后建成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的……”¹⁰──我们的国人真的已经在觉醒着了！

　　我们的觉醒之三，首先是认识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殊性，恰恰来自于中国民族革命与她相守相终的历史关系。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在她的进程中，不但遭遇了国际共产势力的粗暴侵扰和专制颠覆，而且遭遇了苏俄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公然侵略和长期渗透。今日，我们国人老少妇孺皆能言之的一句话── “没有老毛子，哪有共产党；没有小日本，哪有共产党的天下”，实在已经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乃有着中国民族革命对之“如影随行”般的历史特征。至于毛泽东对日本政客佐佐木更三所说的那一句──“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汉奸名言”¹¹，就更是为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艰难，提供了历史的可怕供状。更遑论，时至今日，我们倘使不能发动一场“驱除马列”的民族革命，以在思想、文化、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上追求刻不容缓的民族解放──即﹕清除马列罪恶的思想文化，还我优秀的民族文化，并借鉴世界进步的文化，则我们的民主革命断没有成功的那一天。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既属于国际共产专制复辟逆流的一个部分，又传承着中国传统流民造反的鲜明历史特征。换言之，便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现代流民造反。于是，要在革命名义之下复辟极权专制制度的国际共产势力，就与在结果上必然要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传统流民造反，“一拍即合”，从而在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历史舞台上，不仅加演了一场声势夺人的“错把复辟当革命”的荒诞历史剧，而且加演了一场令人发指的“卖国历史剧”。因为中国的历代流民革命领袖们，他们全都是可爱的乡土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李自成非但不会引清兵入关，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不会甘为国际天主教廷的一个“支部”。他们自然不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在自己的祖国遭遇苏俄的大举入侵之时，居然要受俄命发动全国暴动以“武装保卫苏联”；更不会在自己祖国遭遇日本帝国公然侵略之时，还能继续受俄命而建立“认俄作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加紧分裂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并且，就正是这个“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树立了“榜样”，甚至带来了分裂和灭亡中国的“新思维”……

　　我们的觉醒之四，就是对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再认识﹕

　　我们起码已经认识到的是，正是这个开创了“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在“推翻了满清、结束了帝制”之后，所创建的“真正共和的新中国”；

　　我们已经深切认识到的是，自中华民国创建的那一天起，她就遭遇了来自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进攻，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坠地之始，就立即遭遇了本国专制势力和欧洲专制势力的共同围剿，别无二样。换言之，辛亥以来，举凡为专制势力者，不论国际还是国内，不论是“老字号”还是“新店家”，他们都一定要以颠覆和推翻中华民国为一大快意称心之事。

　　我们甚至已经明确认识到的是，中华民国的一部艰难建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和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进行殊死较量的血泪历史；就是中华民国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不得不一再地要战胜各色各样民族分裂势力和政治分裂势力的痛苦历史；就是这个真正的自由中国，与那个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不仅复辟了专制制度、发展了极权制度、并且分裂了中国的洋教王朝，进行着长时期对抗的悲壮历史──

　　虽然，我们坚信﹕这个马教王朝，不过是中华民国艰难民主进程中的一段“乱世和恶世”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像自己曾为反袁复辟而发动过第二次民主革命那样，发出第三次民主革命的伟大号召，并为推倒已经复辟了残暴专制的洋教王朝而愈战愈勇！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在他已经艰苦地发动了十数年“护国护法”运动之后，在今天，将更加高举起“护国护法”的旗帜，为维护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而誓言将民主革命坚持到底！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像自己在世时所一再号召的那样，号召他的中华子孙们，高举起科学的民族主义旗帜，为了中华中国的“民主统一”，而不是为了马列中国的“专制一统”而奋斗不止！

　　三、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一个“敌有人助、我无人援”的世界，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已如星星之火，闪烁在全中国……

　　然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乃是一个“敌有人助、我无人援”的世界。

　　之所以如此，就国内环境而言，一是因为我们的敌人──中共及其专制复辟政权，已经用它五十余年史无前例的嗜杀手段，以夺命来“夺志”，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泯了我们民族久远的反抗精神。

　　二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将“教政合一”式极权统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它才将感性和理性的复苏，历史和现实的觉醒，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敢言、敢抗和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摧残得奄奄一息。

　　三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总战略之下，誓言要将一切的反对和反抗扼杀在摇篮之中，其扼杀的残酷和毒辣，实为古今中外所不能想象。因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再造的艰难险阻，也就可想而知。

　　四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早已从自身“造反革命”的历程之中，惊醒般地认识到，不论是改良时代的满清王朝，还是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盖因为它们一个放松了舆论控制，一个坚持了舆论的基本自由，才至于一个被推翻，一个被打垮，所以，它才决心“反乎其道而行之”，以绝然不予人民任何的舆论自由，来作为它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法宝”之一。由是，国民的“知情权”既被无情剥夺，则国民的“发言权、抗争权和革命权”又从何来？

　　…………

　　如果我们“义不容辞”地将台湾也算成我们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国内环境之一，那么，从正面说，一是台湾太小，它实在担不起整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担；二是五十余年的分裂和分治，确已使我们的台湾国民对中原黎民渐失了那一份应有的情意和情怀；三是今天依然名谓中国国民党的台湾“中国”国民党，究其实，已然是一个台湾的国民党而已了。她虽为孙、蒋一脉相承，但只因李氏十数年蓄谋已逞的“假民主之进取，以求台独之路”，而终于将她推到了“怀中原而无心，守宝岛而无力”的艰难境地。所谓“己已不守，何能以攻”。至于它自李氏上台起，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对中华的“别有用心”，及其已经造成的恶果，则夫复何言？

　　从反面讲，中共与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与之有着“亲密历史关系”的台独势力¹²，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要宣布中华民国早已灭亡，以为复辟的专制共和国“正统”；一个则宣称“暂名”中华民国，以为未来的“台湾共和国”“正名”。一个要在全世界高举“伪民族主义”的大旗，明为“追求统一”，实为进行“统战”；一个却要在台湾高举“反民族主义”的大幡，以中共“压统”为借口，来争取求独的人心。如此你来我往，我往你来，互相利用，相互依存，一是寒了大陆的人心，二是膨胀了台独的势力，三是在台湾和海外造成了“宁与中共、不与台独”或“宁与台独、不与中共”这样两种极端情绪的泛滥。于是乎，台独愈战愈勇，统战愈打愈忙。还有那等为名所累的台湾政客和为利所迁的台湾商人，更有那类侨商中的利慾燻心者和侨民中的风派人士，他们不是为着走一趟“中共的红地毯”，而廉耻不顾；就是为着我们辽阔大陆的商机、利益和风头，而良知丧尽。如是种种，倘使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中国大陆境外华人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大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相一致”，因此，觉醒了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一旦放眼台湾和海外，则同道者，又能有几多？这，大约便是“没有台湾和几乎没有爱国侨民的苏联东欧，它们的民主革命早已获得成功，马教专制复辟制度也早已寿终正寝；而有着台湾和有着数千万侨民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竟只能在孤独中再觉醒，又只能在孤独中重新艰难发动的根由之所在……”

　　就国际环境而论，当年既要以“枪炮子弹”来支持满清王朝以绞杀中国民主革命，又要以军援和经援来支持袁世凯、张勋和大小军阀们发动复辟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们，虽然时移代迁，而不再会粗暴地干涉和干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一方面，在民主理念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他们要重视自身国家的利益而轻视民主的理念，我们虽难厚非，然而，一百年来，那一条从来不曾更改的原则，就是“维护一个孱弱的中国、特别是一个腐化的中国政府才会对我们大家有利”的列强对华原则¹³，则非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在中共重拾晚清“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历史条件下，而有了“更新”的发展。二十年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予中共的一再输血；为了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势力，而一再地予中共以国际政治的舞台；真不知已经“挽中共于既倒”以几番了！

　　至于他们当中一些还在关心着中国的国家，一是因为他们因语言隔膜与“隔洋观火”，而难以了解中国的内情和实情。二是因为他们常常要以 “在一个成熟民主国家才能使用的政治行为，来规范我们在中世纪的反动和黑暗中进行反叛和反抗的政治方式”。三是他们只能本着自己对中共的无知和对自身的原则，来支持和资助那些愿意符合他们理念和方式的某些“人士”们。这就不仅给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带来了国际间理解的困难，而且带来了国际间支持的困境，甚至带来了有背景和有支持的，并且是同种、同族、和同国的“国际反对势力”。

　　一九一一年十月，当中国伟大的辛亥民主革命一举成功之时，第二天便游弋在武昌江面、炮口对准着中国革命军的，竟然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舰队；

　　一九一二年初，当孙中山的革命军已经打进山东、打向河北、兵指幽燕之时，列强们居然就封锁了渤海湾，甚至出兵胶济铁路，以阻我革命军北上；

　　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要为广东革命政府截留中国广东海关的关余时，又是以英国为首的数家列强，竟然联合起来用军舰包围了广州；

　　…………

　　彼时，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岂但是“敌有人援，我无人助”，而且是“敌有人助，我有人攻”了……

　　今天，虽然九十一年过去了，当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将不得不爆发在比中世纪欧洲更为“反动和黑暗”之中时，我们的民族民主革命，竟然又只能是“敌有人助，我无人援”的“孤胆革命”了！

　　然而，我们却无需悲观。因为，我们的力量不仅来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再爆发的现实被迫性，而且来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再爆发的历史自觉性。直言之，就是来自我们已经和正在觉醒的国内人民。因为，五十余年了，五十余年来，中国人民确实已经从自身的“血路”之上，不仅认清了何谓中华中国、何谓马列中国，而且认清了何谓专制、何谓专制复辟。今日，不论敌人是要实行“抽刀断水”式的专制改良，还是要重来“横刀夺命”式的专制镇压，我们的国民不仅已经 “看透”了，而且已经“看穿”了。

　　我们无需悲观。因为，我们不仅拥有着无数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来作为“思想和民心”的代表，而且我们拥有已经彻底觉醒的最广大国民，来作为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并且，历史早已提醒我们，即便是今天那些要冒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中共知识官僚，和位居中共上层的“风派”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猖行在海外的“保共改良”派们，一旦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只要民族民主革命摧枯拉朽的大势已经形成，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就会一改对中共的“小骂大帮忙”，甚至转脸便要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艰辛成果中，去争夺他们自己的“官阶和席位”了……

　　我们无需悲观。因为，即便是在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官僚之中，在号称六千万之数的中共党员中，非但不乏我们在思想上的同志，而且不乏我们在行为上的同道，更不乏那些“时候到了”，只因“墙倒众人推”，就会立即对“我党”反脸无情的中共不孝子孙们。姑且不说眼下，正是那些“心明眼亮”的中共层层级级官僚，才组成了中共“崩溃前大逃亡”的急流；姑且不说眼下，就正是那些为留后路而敢于疯狂贪污的中共层层官僚，才为人民发动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已经腐烂透顶的“马教专制复辟统治”，坚定了“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的民族民主革命意志。

　　我们无需悲观。因为，虽然“中共的子弟兵”今天还在维护着这个摇摇欲坠的马教专制复辟统治，但是，我们“必将再生的国民革命军”，却早已在民心和军心中开始成长。因为，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仅在对自身军史的反思中，羞愧难当¹⁴；而且对军队国家化的民主潮流，衷心向往。既然毛泽东的御林军只需要一声令下，就能够充满快意地去逮捕毛妇江青；苏联共产党的“克格勃”军人甚至能够在人民革命的号角声中，当机立断地将苏联的民主革命推向了成功；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发动期就是依靠满清“新军”的革命，才获得了初造成功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一定会在她的完成期，再一次得到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即──解放军中的武装起义部队，对她的投入和支持……

　　所以，今天的实情便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已如星星之火，闪烁在全中国──

　　因为，在大大小小的共产党正在为慌忙准备“崩溃前大逃亡”，而贪婪瓜分和疯狂抢劫着“国民财产”的今天，那些思想和生活正急剧沦入痛苦的广大平民知识分子，那些生活已经日渐地没有了着落的无数“下岗”工人，那些曾经和正在被共产党敲骨吸髓的亿万农民，甚至是那些已经志在“军队国家化”的民主派革命军人们──他们，面对着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专制暴政，有的已经在“自发”地组织着真正工人阶级的抗议示威队伍，有的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揭竿而起在当今中国持续贫穷和万般苦痛的乡村之中，有的则明确地要用当代的武装起义，来证明真正民主派革命军人的勇敢存在﹕

　　湖南涟源三甲乡的贫苦乡民们早已发动了他们的大起义，甚至高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¹⁵

　　大庆和辽阳的工人阶级终于呼啸着走上了街头，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工人领袖”；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九位优秀官兵们，为了真正地解放他们的人民，不仅早已在军队中建立了自己的民主革命组织──“人民解放阵线”，并且已经献出了他们热血甚至生命；¹⁶

　　至于面对着日益嚣张的台独势力，我们真正爱国的人民和真正爱国的军人，非但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对台独势力的历史关系和现实需要，和它对台独“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的无穷恐惧，并且已经猛醒似地认识到，无疑应当将一场旨在追求祖国统一的民族战争，引导向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一战──我们的八十九位革命军人，就正是为此才流下了他们宝贵的鲜血……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向他至亲至爱的华侨子孙们再一次讲解“华侨是革命之母”的真理之源，希望他们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要走上她最后成功历程的关键时刻，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同“竟辛亥之功”！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修正自己在“敌有人援、我有人攻”的万般艰难时代，曾实行“联俄容共”策略的历史性失误，从而谆谆地告诫我们，“欢迎所有心怀善意的同情和支持，但绝不接受任何企图改变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和方向的资助，更不接受任何有损中国国格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国际援助，哪怕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国土──今日台湾……”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重新发表他那一篇“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的不朽篇章，告诉我们，今天的洋教王朝就和昨天的满清王朝一样──因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夜，中共马教专制复辟政权正在迅速地走向覆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够燃成燎原之势……”

　　四、我们拥有着孙文宝贵的“革命遗产”、亚洲“第一共和”的国统与法统、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民主潮流，只要我们坚持“追求和平革命、不放弃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对专制改良、不反对任何真正的民主改良”；并且“绝不以复仇共产党为能事”……

　　是的，我们虽为“不肖子孙”，但是，却拥有着孙中山宝贵的革命遗产；我们虽然“不识民国”，但我们却拥有着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第一共和”的国统和法统；我们毕竟“恶梦已醒”，知道我们已经生活在当代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进取之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之中。所以──

　　只要我们坚持“追求和平革命，不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对专制改良，不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改良”；我们就能够最终地赢得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一战。因为﹕

　　一是发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只要中共在它自称的“改革”中，继续实行专制改良以维护马教专制复辟统治，蓄意拖延和反对民主改革，甚至持续镇压人民的和平民主变革要求，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便拥有了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赖以发动的充分理由。正是这个理由，既破解了那种宣称 “人民只能等待中共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保共改良”立场，又澄清了那些因看不明白“善良愿望与黑暗现实”之悖反关系而产生的种种糊涂观念。这虽是前朝所谓“无可奈何改良去，似曾相识革命来”的翻版，又将是当代马教专制统治者“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必然历史终结。

　　二是中国人民已经在对民族民主革命先贤的重新学习中认识到，“单纯地杀人放火，乌可以诬蔑我宝贵的革命二字”¹⁷。因为，革命的历史本意，就是“变革天命”，而非“杀人害命”。而孙先生的昔日教诲──“革命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进程”，就更使我们对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意义，有了犹为深切的理解。所以，在论及当代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时，我们非但没有丝毫的惶恐和不安，甚至满怀着历史的骄傲和充满着对现实的清醒。

　　三是孙中山先生在他临终前曾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呼喊过﹕“和平奋斗救中国！”而革命虽是奋斗的一种，但和平却是我们理应追求的革命形式。因为，在任何形式的革命中，和平革命乃是最科学和最现代的革命。因为他既为世界民主潮流所生，又为世界民主潮流所用，更因它已经推翻了前苏联、前东欧和前南斯拉夫的马教政权及独裁政权，而被证明了它在当代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科学性。就不用说她确乎是一种“牺牲最小，成果最大”的革命形式了。当然，我们追求“和平革命”，并不等于我们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只能采用“和平形式”。只要我们的敌人继续实行暴力镇压和永远迷信暴力镇压，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不能放弃它的任何形式”。换言之，就是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终所采用的“形式”，将由当代专制统治者的智慧和胆量来决定。更何况，我们又怎么能够因为害怕 “革命可能导致流血”，而日甚一日地面对着“血往心里流”、“血在暗处流”、“血已经流了五十年”、甚至是“血早已在长安街上横流”的血腥现实，而装作 “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呢？

　　四是任何形式的改良，只要它打开了抛弃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通途，它就与民主革命的初衷合而为一了，我们自然没有反对的权力。但是，正因为中共专制改良的目的乃是继续维护、甚至是继续强化这家洋教政权的专制统治，因而，唯有反对，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应有之义。这，也才是我们要“反对专制改良、但绝不反对任何真正民主改良”的来由。所以，如果正是因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可能爆发和就要爆发，才逼迫着和压迫着中共不得不改，并当真改向了“中华民主宪政”、而非“马教党主宪政”，于时，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自当“退避三舍”。因为，祖先早有明训﹕“定海内者无私仇”。

　　当然，为了将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们还必须确定我们的民族民主革命方略。为此，我们必须继承辛亥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胸怀和气概，庄严宣称﹕“坚决推翻马教专制复辟统治，但──绝不以复仇共产党为能事”。我们甚至为了欢迎中共党人“认祖归宗”，而必须劝阻人民向共产党复仇，甚至应该及早准备，以建立基层人民的“自约机构”，以对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中共党人，作出他们将同样享有人权、民权和中华民族“族权”的保证。

　　同样，为了将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们还要善于捕捉民族民主革命的契机。但是，“期运虽为天授，功业必由人成”。所以，觉醒了的国民，才会在自己早已对共产党“不改革就是等死、改革就是找死”的预言中，深信“人人都是契机，时时皆为机遇”。更何况，志在推翻中共马教专制统治的观念，在中国国民的心中，早已比“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的古训更加合理。因而，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动的契机，也就当真是“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 了！

　　还有，为了将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们必须精心地研究“革命的预后”。具体而言，无非有三﹕

　　一是要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形相结合，既传承之，又发展之，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出解决民主建国的一系列办法，特别是民生建设的办法，从而在建设中求稳定，又在稳定中求发展。更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实行追求中华复兴和国民幸福的“伟大民生革命”。

　　二是为防止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残余势力，藉着形形色色的名号，特别是民主自由的旗号，来反扑民族民主革命，甚至企图再一次颠覆刚刚诞生的中华民主政权，我们犹应根据时代的发展，研究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吸取中国国民党曾在大陆和台湾实行一党训政的经验和教训，以捍卫新秩序和保卫新民国。

　　三是为了将当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成功，我们还必须将民主和民族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特别是“民族分离”和“政治分裂”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和行径，予以科学的划分和正确的认识。换言之就是﹕我们既不能为了民主革命而牺牲我们自身的的民族国家利益，也不能为了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而阻碍我们的民主革命进程。虽然，连同民生革命在内的“毕其功于一役”，于今还只能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但是，以“一举解决这个外来马教专制复辟政权” 来达成“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的同时解决，即“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理应信心百倍。所以，我们才应该明确地告诉今日台湾的民主政治家们，你们能够为中国大地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宝岛，中国大陆人民久已深怀感激和向往；你们今天如果没有能力、也无心为全中国的民主进步尽一份力量，中国大陆人民亦同样能够理解和原谅。但是，你们如果意图乘“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之“乱”，而处心积虑地幻想独立或实行分裂，甚至因你们蓄意的政治分裂行径而为我们招致民族分裂的大混乱，直至造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于时，处在“进程”中的中国人民，倘使有能力解决之，将自然会及时解决之；倘使中国人民因变革的重压，而暂时没有能力解决之，那就等我们解决了自身的问题之后，再来解决之。并且一定是“应该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因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只会导致我们民族精神的彻底恢复和民族主义的科学认定──一杆真正的、而非虚假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势将重新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因上下一心，而所向披靡！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殷切地告诉我们说，既然“欧洲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那么，在世界民主进步和民族解放的大势之中，再度发动志在“直截了当之共和”的中国民主革命，和“志在驱除马列”的中国民族革命，则何错之有？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勉励我们说，正因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民主、民生革命，将无疑会构成他志在追求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之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内容，所以，中国国民革命的概念，便是当代中国民族民主民生革命的的总概念；中国国民革命的方向，就是当代中国民族民主民生革命的大方向！

　　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假如孙中山活在今天，他一定会为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和中国“民主、统一与和平”的最终实现，而义气高昂地登高大呼曰﹕“是的，是时候了！将伟大的辛亥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日子，真的已经来临了！！！”

孙文不会死──代结语

　　现在，我们要用“孙文不会死”──这样一句满溢着乐观、甚至是浪漫精神的话，来写下本文的结束语了。

　　因为，无独有偶的是，几乎是在吴组缃先生说出那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二十年之后，他的一个同时代人──那个曾做了一辈子“共产派文艺战士”的艾青，

　　这个也曾在共产专制复辟的炼狱里遭遇了无穷折磨的“诗人”艾青，就在他的党又已经实行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他就要发病、并且一心想着要“魂归中华”之前，这位老人，居然口中念念有词的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起“他的”“总理遗嘱”来了﹕¹⁸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虽然，他不再有力气将“他的”孙总理的遗嘱背诵完整；

　　虽然，他已经没有气力再最后地背诵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一饱含着孙总理无限期待的最后遗言；

　　虽然，他并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孙文不会死”；

　　但是，我们，孙中山的无数中华儿女们，还是听到了，并且听懂了……

　　一九九三年春初稿于北京
九四年深秋二稿于多伦多
零二年初秋重写于纽约。

注释﹕
1、参见辛灏年文章“康有为发动武装改良记实”，《黄花岗》杂志第二期。
2、九十年代末，中国民间自动发起了“中华复兴运动”，其重要内容便是对孙文思想的再继承，中共压迫并破坏了这一运动，并于2001年“双十”节在北京举行前所未有的纪念大会，一反过去对辛亥革命的“否定”，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的传人，以图谋中共一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对内剿灭中华复兴运动，对外进行统战。
3、2001年亲共的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中共学者捍卫军阀和诬蔑孙中山的文章，指斥孙中山有所谓五大错误。参见本刊本期谢幼田和刘京一的反驳文章。
4、这是一九八零年三月吴组缃先生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讲授《红楼梦》时的开场白。
5、参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导论》第18-19页。
6、1901年初，西太后曾在西安发布“继续改革开放”即推行“新政”的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常法。不可变者三纲五常，如日月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铉。”
7、近据报载，海内外种种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占中国大陆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其中拥有千万圆以上者，约二万人，其而中共各级高干子女即占18000人以上。并据中共官方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共已有九千余位高官，挟巨款逃往海外。
8、参见本刊本期发表的国内文章“中国电视屏幕上的十大恶心”一文。
9、参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一书导论“论革命与复辟”。
10、参见一九九九年中国武汉电视台等拍摄的电视历史连续剧《乱世漂萍》中的一段对白。
11、一九七一年毛在北京接见日本政客佐佐木更三时所言。海外各报均有报导。
12、中共一贯支持台独，1928年发表的第一个台独宣言，就是台湾共产党受命第三共产国际所为。此后，直至七十年代，中共支持台独政策不变。台独人士许信良等，都是在北京接受中共训练，并被北京护送“闯台”。二零零二年，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在“挺扁”时曾公开承认﹕“早期的台独人士，大多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跟共产党的关系更接近。”其时各报均有报导。
13、一九一二年，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兹对四国银行团团长司黛德夫人的讲话。
14、在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的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其先锋就是解放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因为正是他们对“抗战究竟是谁打的，究竟是谁领导打的”这一重大历史事实的反思，才使得他们“满怀羞愧”。
15、参见本刊本期“孙中山的旗帜和当代中国三甲农民大起义”一文。
16、1996年，当中共发射空头飞弹以威胁台湾的民主选举时，驻西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官兵八十九人，曾秘密组织“人民解放阵线”，意图在台海战争爆发时，起出埋藏在西北大沙漠中的现代化武器，发动起义。因事不周密而被破获，八十九位官兵被捕，当时即已知四十九位军官被秘密处决。事发半年后，北美《世界日报》曾作详细报道。
17、辛亥前国民革命志士语。
18、梅新﹕《见艾青最后一面》，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96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