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
现代人一般用“五四运动”来指代“新文化运动”，而蔡元培其人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因此探讨一下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发现这场运动的暴力性质。
“新文化运动”与恐怖主义的这一内在联系，不仅被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而且大家都不会忘记，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幕后黑手毛泽东，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文革”的许多恶劣做法，都可以追溯到“五四”。
之一 （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恐怖分子已经成为全球声讨、追剿的对象，但是有一个恐怖分子例外，那就是蔡元培（1868－1940年）。
2008年是蔡元培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不少人纷表纪念。这是为什么？因为蔡元培除了是一位暗杀高手、恐怖分子，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并通过北大晋身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变成了“新文化党”的领袖人物，并把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培养恐怖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运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神学生运动（塔里班）那样的暴力运动，裹胁左右两派却左右逢源，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如此看来，纪念蔡元培，等于是在纪念恐怖分子。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85年十七岁考取秀才，1886年十八岁设馆教书。1890年二十二岁中进士，1894年二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堪称天资聪慧。可惜中国在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下，无力对抗西方渗透和日本侵略，这迫使三十六岁蔡元培在1904年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
这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让他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随即加入了暗杀团。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标，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陈、蔡作鸟兽散，各自夺路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掀起了暗杀高潮，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腥一页。
由于暗杀高手的恐怖经历留下了精神创伤，蔡元培后来不敢再吃荤菜，因为荤菜让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人体组织。当然，冒充好汉的蔡元培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他诡称自己是在赴德国莱比锡游学时，听朋友李石曾谈到食肉的害处，正好他又看过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不再食肉的。但是他其实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专是因为戒杀。但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挖苦蔡元培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对此，蔡元培不得不坦白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有不知道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
由此可见，蔡元培确实是因为自己从事所恐怖活动造成的“感情问题”而被迫吃素的。当然应当承认，这比毛泽东等人后来的“谈笑用兵”还是文明得多。因为蔡元培等人只是新文化党的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而非集大成者和“顶峰”。其实，这些恐怖分子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推翻满清统治，而是要颠覆整个中国社会，彻底粉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分别多年之后，陈独秀、蔡元培这两位恐怖分子都进入文化界，并再度见面，成为上下级同事，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名为求“贤”若渴实为招降纳叛、网罗恐怖主义党徒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全校震动，新文化党徒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正派人士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独秀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但恐怖分子出身的蔡元培却指鹿为马地胡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新文化党徒们像1957年反击右派时一样纷纷表态支持，说陈独秀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这样众口一词，堵住了正派人士的嘴。
而蔡元培为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伪造履历文书。这一犯罪行为可不是用来推翻满清的，而是用来对付民国制度的。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上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三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五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就是因为做贼心虚，怕教育部发现他伪造履历文书的犯罪行径、拒绝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是蔡元培一手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资格。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陈独秀也承认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伪造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恐怖分子陈独秀还向蔡元培极力推荐那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冒充到处美国博士的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请二十七岁的假博士胡适为北大教授。结果把北京大学弄得乌烟瘴气。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暴力的杀戮号角。在紧接着的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腥气息开始弥漫开来，注定要未来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文化破坏工作，同样被蔡元培“破格”弄到北大、成为讲师的梁漱溟后来自吹自擂地粉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传授。事实上，反清、反专制、反西方、反压迫的自由思想家邹容（1885－1905年），早在这之前就被西方国家关押迫害致死。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党内同志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营救他的推荐人：“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三三一号（今陕西南路一四七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为新文化党徒。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官送私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六十多年后，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提出了一个“蔡元培悖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该书序言说：“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有人惊叹：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论者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致命隐患就是不宽容。论者称此为“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并说“‘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实，根据我们对蔡元培的论述不难理解，“蔡元培悖论”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导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论的悲剧”，而只有“蔡元培悖论的闹剧和丑剧”。蔡元培这个风派头子，兼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混杂阅历，不论他多么善于伪装“兼容并包”，他的假包装终于在“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上破了局。因为不论新文化党的说辞如何，从它后来表现看，就是企图在“不破不立”的闹剧和丑剧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极端表现，就是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企图用《毛语录》取代《论语》，修齐治平一番。可惜毛语录质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损不堪了，还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
用“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来描写蔡元培这个新文化党的党魁和新文化党的党徒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关系，并不确切。因为蔡元培这个一娘和他的九子实在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造反派，这个一娘九子的造反乱伦的结果，就促成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及其闹剧文革，把毛的新文化党的祖师爷们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伪造履历文书的罪行，后来也被毛泽东等人有系统地继承发扬，用来批量篡改历史记载，并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党史，而且国史，全部重新伪造一遍。这样的历史，还不应该结束吗？
毛泽东与蔡元培，还有另一层私下的关系。毛在湖南师范中专读书时，用过《伦理学原理》的课本，就是蔡从日文翻译的，这本书对毛发生过很大影响。1918年春，毛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小职员，就直接认识大人物蔡元培了。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去湖南讲演。小喽罗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十二次之多，其中有两篇就是毛泽东记录的，在报上刊登时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看来毛很是引以为荣。一篇叫作《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叫作《美术的价值》。
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后来异想天开，“创办自修大学”，而这位蔡元培竟也“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还“欢喜得了不得”，甚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五卷第一期上，简直是斯文扫地。可见根本不用等到1966年的文革，这批“新文化文党徒”已经胡作非为到何种地步。后来文革毛的“五七干校”之先河，实在是蔡元培“极力支持”的结果。难怪1962年春大饥荒时期，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酒肉招待会时，陈毅特地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蔡无忌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蔡元培这个文化五蠹，终于有了毛这样一个文化杀手。毛说蔡是“好人”，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其理昭昭！
2009年5月4日
原标题：“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