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纵览中国》上发表的一篇谈当年77，78，79三届“知识精英”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有一点感想和观察。感想是：文章说 “最近海外一群以‘七七’、；‘七八’和‘七九’级等三届为主的知识精英们明显地分成了两个大阵营，一个是‘建言派’，也被称为‘维稳派’，主要是为中共政府维护稳定建言建策。另一派是自西单民主墙时期以来就坚持下来的‘自由派’。”我的印象中，这样的分化好像早就形成了，不是最近的事，虽然“维稳”是最近这些年里官方主要的意识形态口号。
文章又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留学美国的精英们，没有回国做官的也都成为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建言派。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美国杜克大学的史天健，还有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等。”我想，说这些人（尤其是王和史两位）在言论和学术自由的西方和香港能支配相当的资源差不多，但说他们他们是学术上的带头人则有些“过奖”。“学术带头人”是中国大陆官方体制下的概念，难以套用到西方。在西方说某人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或影响可以，说“带头”则难以服众：带谁的头？ 谁让你带这个头？带头要把其他人带到哪里？当然，说这些并不是不同意那篇文章对“新三届”的分化的主要观点和观察。
我想“新三届”的分化和影响在９０年代或者２１世纪初的语境下似乎比今天要更突出。时移岁易，新人辈出，今天 海内外积极参加有关中国问题讨论（无论是“保皇”，“维新 ”还是“革命”）并产生影响的，已经远远超出“新三届”的范围。很多70甚至80后的影响都非常大。 反过来，很多老一辈的学者和思想者也在他们的晚年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新三届”作为整体，其分化固然是事实，但就“分化”而言，整个中国思想和知识界一直在分化。７０后，８０后等等的分化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更大。 最近一些人谈论的摩罗从自由思想者向国家主义者的转变就是一例。摩罗不属于“新三届”，但正因为如此，他的转变对了解中国思想界在后89时期的变化更有新意。韩寒的影响则从相反方向显示了这个分化。
文章提到国内的那位教授，他是中国大陆媒介——尤其是中央一级——上最活跃的“国际问题专家”之一，也颇受外界的“关注”。此君我在今年夏天东南亚一个国际问题讲座上有幸“零距离”领教过其“风采”。对他的泛泛而谈我已没有印象，今天仍然记得起的有三点比较具体的东西。一是他告诉在场的东南亚人，今天中国是东南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你们要改变殖民地心态，不要有事老指望西方。二是他说解放军有能力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南亚。我记得这话他还重复了一遍。此话一出，全场大哗，而他无动于衷，似乎根本不在乎他是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第三，关于中国国内的前景，他认为最理想也有可能的是像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政体，享受公民权和统治权的是精英和一部分国民。
这样的话，我想比“保皇”走得更远，想得也更深。和这样的想法和言论相比，今天，如果一个学者还在为如何“维稳”而操心和献策，那可能说明他还不是在这个分化的最极端的那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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