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说，为了庆祝新加坡与中国建交20周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在新加坡河畔立一座邓小平纪念碑，纪念邓小平于1978年到访新加坡，开始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正式交往。邓的塑像将置于新加坡河畔的“新加坡贵宾廊道（Friends to Our Shores）”上。这个廊道展示世界知名人物与新加坡的来往，加深新加坡人对自己国家和对世界的认识。自2004年至今，这条河畔贵宾廊道已经为波兰裔英国大作家康拉德、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Dr. Jose Rizal）建了碑。
这是邓小平塑像第一次走出国门。从其他三位被纪念的历史人物来看，新加坡方面的意识形态考虑似乎并不是很重要。 新加坡在冷战中立场坚定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把北越和中国视为对新加坡安全的主要威胁，支持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胡志明的入选。
尽管如此，这座塑像还是提醒了人们李光耀和邓小平之间长期的惺惺相惜。邓小平在文革以前曾经贯彻毛输出革命的路线，60年代初当马来亚和新加坡独立后马共要走出森林参加和平进程时，是邓小平亲自召见马共领袖陈平，要他们坚持并扩大武装斗争。当时的新加坡左派就是和马共相呼应，给李光耀带来很大的麻烦。但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对这个岛国在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下发展经济产生了深刻印象，提出向新加坡学习。到今天，新加坡是除美国以外中国大量派出官员学习和进修的国家。而邓小平快刀斩乱麻解决中共支持东南亚共产党的历史问题的“务实”作风也赢得了李光耀的赞赏，李认为邓是唯一有魄力领导中国走出毛主义时代的人。
李光耀对后毛时代的中国的看法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担心中国崛起以后成为东南亚的主要威胁，因此他力主美国回到东南亚；另一方面，一个丧失政治权威和一团乱麻的中国也是东南亚的蘁梦，因此他视邓小平的坚持一党专政为维护中国稳定的现实策略。所以，他支持中共镇压六四。据新加坡海峡时报2004年八月的报道，李说“如果杀20万学生能避免百年动乱，那又怎么样。”这个说法实际上比他在六四发生后的表态要强硬得多。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李光耀发表的声明中还对中共在“平息内乱”中使用了过度的武力表示震惊。李后来一再说“我知道邓小平是对的”，似乎对当初没有更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共表示后悔。李的这个转变，无疑反映了他认为中国２０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六四镇压换来的“稳定”基础上的。联系到他一贯的关于中国之大和人民素质之低，难以实现民主的言论，他成为当今中共最欣赏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虽然并不孤单，但绝不人多势众。在六四问题上，连他在内只有三个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公开支持中共，另外两个是美国的基辛格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基辛格完全是个崇拜权力的政客，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中共当权派一边，谁手上有权谁就是他“保持接触”的对象。六四时他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允许首都中心的广场被长期占据”的名言和拿美国１９３２年在华盛顿镇压退伍军人的事件来作的比较，至今还被为六四镇压辩护的人所津津乐道。美国很多人都指责他用 “关系”帮助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中收取利益。卡斯特罗则是出于他对共产党面对真正的人民革命时丧失权力的敏感，后来他的这个支持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中国成为苏联之后古巴最大的施主。
李光耀，基辛格和卡斯特罗在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分隔得很远，但对六四的态度却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道光怪陆离的桥梁，这不正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六四在后冷战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地位吗？
李光耀（左）和老友江泽民在扬州瘦西湖畔晚餐叙旧。 （取材自星洲日报）
阿波罗网编者注：江泽民近几年长期上不了大陆媒体报道，江特意宴请李光耀，通过海外媒体搏曝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