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宣部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这件事情除《南周》以外，后来扩展出去它有哪些因素？其中我认为起一个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宣部，中宣部在这里起了一个唯恐天下不乱而把事端扩大的作用。因为《南周》事件它本身完全可以说是一次突发的，甚至是偶发的事件，当然，它已经具备了所有发生的必然的条件，就是说媒体管制压制中国的媒体新闻自由，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到这种程度了，它早晚会爆发，但是发生在《南周》确实具有偶然的因素。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是人为的扩大矛盾制造事端了。就是1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那篇文章倒不奇怪，它是比较符合《环球时报》的风格和立场的，所以它引起网民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后来《环球时报》的内部传出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环球时报》所为，而是中宣部操刀的。而胡锡进本人还在微博上弱弱的申辩说：“境外势力”这个说法并不是他们写的，而是网络小编为了增加转发故意引申的。如果事情仅仅到这一步，那也就罢了，就是说《环球时报》给自己的定位，还有读者和网民给它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匪夷所思的了，就是中宣部下令各媒体转载。现在还不清楚要求转载的是哪些媒体，但是显然重点并不是各地的党报本身，就是党报、省委机关报，比如说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就是《南方日报》，它的重点并不是党报本身，而更可能是一些党报的子报，主要是类似《南周》这样的都市报、晨报、晚报，比较市场化和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些媒体，要求这些媒体转载。结果《新京报》、《潇湘晨报》这两个报纸就抗命，拒绝转载，当然其它的报纸也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抵制，结果引发了《新京报》风波。
所以《南周》事件就从一个地方宣传部对地方媒体的审查扩大到了一个全国性事件；而它的级别也从省一级升到了中央。这和平常其它事件，类似事件，人们去推测，或者说内部消息说这件事情中央卷入了，后台是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次是有铁证的。
北京市委宣传部是不归广东省委宣传部管的，而北京市委宣传部去压《新京报》的宣传部的副部长，又说他们也有压力，也就是说那个压力只可能来自高于北京市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这个级别，那当然至少就是来自中宣部。当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就是新任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要争表现，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打压媒体的老手刘云山。现在已经知道刘云山确实是分工管宣传的，尽管中宣部没有人专管。
从一般人概念上的危机处理来看的话，像这一类事情本来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是显然这一次宣传部门的处理是把小事扩大。这就是说中共的思路和它的行为不能用一般人的常识去考虑。
我们有很多例子。1989年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本来这个事情已经慢慢平息了，结果出了一个“四二六社论”，这个社论一出就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最后导致“六四”屠城。
99年迫害法轮功也是，本来朱镕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天津放人，大家也散去了，结果江泽民不满意，执意要发动全面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在藏区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中共在藏区实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都在激化矛盾，什么领袖像进村入寺，什么反自焚专项斗争等等，就是它在把引起自焚的因素扩大、加强。所以中共它历来对民众的意见不满和申诉所采取的所有对应措施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强化矛盾，最后用暴力镇压来解决。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它体现了中共本身的邪恶。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话，当出现国内危机需要处理的时候，它都是趋向于强硬和蛮不讲理；和平、理性和妥协在中共是不存在的，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生过。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从“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来看的话，当高层突然出现了毫无理由的过度反应的话，往往是高层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六四”之前就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矛盾公开化；而迫害法轮功之前，江泽民和朱镕基处理意见就不合，或者说是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处理方法不满。那么这种时候挑动事端的往往是主张强硬镇压的一方，而这一方在中共的体系内它是政治正确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联系到这一次中宣部唯恐天下不乱的扩大事端，不能排除有人在常委这一级要想抢夺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因为刘奇葆他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宣传口刚刚在开完十八大之后被踢出了政治局常委，除了常规操作惯性使然，不致于一个新任的宣传部长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去冒险。
现在中共最高层应该是在各个派系从组、互相试探、磨合的过程，所以说如果真的出现了类似于“六四”或者迫害法轮功前的那些高层的不合意见的话，那么一定出在常委这一级，而不会在政治局委员，甚至更低的级别，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