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香港被大陆客挤爆的问题，梁振英的回答是：「我们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非常羡慕香港今天的情况。」他应该告诉我们，是哪些国家和地区羡慕香港被大陆客抢夺物质、住房、交通等资源，羡慕香港市民被大陆客挤压生活空间和品质，羡慕恶客来香港勒索?
周前一对辽宁夫妇屈香港旅行社赔偿，是典型事件。有关视频在大陆网页热播，男人之哭被指丢人，女人的话更引热议，她说：「我们买了好几万元东西，为香港做贡献……我们在国内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要不然也不会来香港购物，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不是老百姓和有身份，不就是有一些权势吗?这也就带出大陆是一个权力至上、把人分成十等的社会，她的话，与以前官员之子犯事后说「我爸是李刚」、「我爸就是国法」没甚么分别，不过这次是在香港抛身份，而香港不是权力至上的社会，只是掌权的政商界对大陆权贵买怕，以致香港人的平等权利受到损害也尽量求息事宁人。
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长大的人，到了人人有平等权利的社会，他们的习性与平权社会的香港人真是很难相容。这是中港矛盾的深层次因素。
权力与权利，普通话发音相同，但意义不仅大不同，而且可以说是对立的概念。权力是指大大小小的管治权;权利则指人民享有种种作为人的应有权利，或指人权。在专权政治的体制，统治者的权力由打江山取得全部，然后等级授权分给各级管治者，而人民的生存权利则是掌权者为免人民反抗而让渡出来的。掌权者没有经过人民投票的授权，所以是权力私有制，也是权力至上的社会。
平权社会则是权力公有制社会，是以人民的政治权利为权力来源，通过投票授予管治者在特定时间施政的权力。已故《基本法》起草委员廖瑶珠曾分析这两种社会的区别。她撰文提到中国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她表示：「这一条反映了中国大陆以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为主……。我们居住在香港的人，习惯的想法是，国家、社会、集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害个人自由和权利，而且有些基本个人权利，根本就从来没有由人民交出来，付託给国家、社会或集体处理。」
以人民的权利为社会基础，还是以国家权力为社会基础，是两制最大的分野。
在权力至上的社会，因为统治权力非人民投票所授，不须维护人民的权利，故权力凌驾法律，于是衍生出一个不是人人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无平等权利，就造成了全民上下崇拜权力和金钱，既是金钱的奴隶也是权力的奴隶，不知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的意义。由于权力主导一切，所以办事不能循正当的制度途径，而要依靠与有关掌权者的「关係」。又由于社会没有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处事也无法考虑是否公平，而只能考虑自己的利益。社会的必然产物是遇事鑽营的刁民。
去年艾未未向他的十七万推特粉丝，提出「中国的未来如何?」这问题，其中笔者认为回答得最好的是：「中国的未来是权力不但不绑架权利，且权力要为权利服务，让这里的每一个公民权利最大化，否则中国和未来只是个伪命题。」
香港原来在英国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是公民权利最大化社会。习惯于在权力缝中寻找个人利益的大陆人，来到这个重个人权利的地方，又知道特区政府听命于绝对权力的中央，于是认为凭着大陆背景，加点无赖，就能得到好处。而事实上，前年掌掴香港导游却获香港旅行社赔偿十二万元的恶客张某，也给大陆人提供了一个典范，就是只要够恶，和掌握一些香港的资料，就能在这里得到额外利益。
我们不能怪这些在权力崇拜的社会生活惯了的大陆人，他们的刁民习性是长期处于无权状态下被逼出来的。跟在平权社会生活的我们属于不同人种。大量涌来确实是蝗灾，且会在社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要中共放弃一党专政几近妄想，要改变权力私有社会的刁民积习绝不可能，我们能做的是努力守护本土，抗击致力中港融合的媚共政权，争取民主来维护我们的平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