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在西安大雁塔。左起贾平凹、刘心武、林斤澜、孔捷生、汪曾祺、和谷
我初读《边城》还是青涩少年，朦胧觉出与蔚为洪流的革命文学截然不同。及至青年期，革命落潮，反思浩劫的新文学正值巅峰，我也成为其中一朵浪花。
在那个青年作家纷纷勇闯禁区的激荡年代，乍读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竟和当初读沈从文一般，如同一缕清流注入骚动不宁的文学河床，空灵澄澈。光从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就感知到有某种传承关系。
我见过沈从文，和汪曾祺亦有缘分。1980年初，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同学都是各地新锐作家。晚上无事我们会出去走动，看望文学前辈。当时所长是丁玲，她只来讲过一次课。我不大喜欢她，觉得她的面相、眼神、语言都很凌厉，我也从未登过她的门。
沈从文没给我们授课，1949年后他已远离文学，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学古华说：“我们去见沈从文前辈。”尽管当时文坛还在冷藏沈从文，但政治的云层遮挡不住文学魅力的星光，能见到沈从文实在荣幸，我们二人便去了。
那年头北京全无夜生活，昏黄灯光下的街道甚为清冷。沈宅在历史研究所宿舍楼，楼梯幽暗，我们拾级而上，如同摸索着走近香火冷落的文学偏殿，但一进沈家就觉得温暖。沈从文和古华都是湘籍，他不单未见过我，连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晓得。沈从文前辈却认真地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沈夫人张兆和还用笔记下来。
张兆和是世家闺秀，“合肥四姐妹”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斯。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仿佛通过姻缘连结起来，成为镶嵌文化长廊的瑰石奇珠。
沈从文夫妇待晚辈很谦和。古华说到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沈从文听得很耐心，但没有插话。那晚沈前辈没有和我们谈过文学，甚至他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只有一种印象难以磨灭，就是两位前辈的儒贤气质。
我刚参加过1979年末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沈从文的名字被人提起，他的回应是：“我只是出土文物。”这句话在我们作家同学中传为奇句。我告诉沈从文前辈，他只付之一笑，笑得淡然，泰然。
在京进修期间，我见过不少文革落难的文学前辈，复出后眉宇间依然有一种势能，那是新中国文坛赐予他们或宠或辱的徽记，尤以丁玲为最。但沈从文完全没有，他俨然从民国穿越而来的文化人，纤尘不染。1988年沈从文辞世，最后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
与世无争者，不屑于尘俗名利之徒，一如秀木不顺从于八面来风，更不会理会攀附于枝干的噪蝉。
很多年后，听闻文坛争说诺贝尔文学奖最初打算给巴金，老舍亲属又言之凿凿说已决定给……但公布前老舍下世了。诸如此类都子虚乌有。巴金长寿，要给他有大把时间。至于老舍，绝无可能。我亲耳听马悦然说过，1957年他在北京，看到和听到老舍的反右文章和批判言论，殊为震骇。真正已决定得奖的人是沈从文，但此时瑞典文学院才知道沈从文已去世几个月了——关于老舍，这并非后来哄抢失落桂冠才传出的轶闻，而是1985年我和北岛访问瑞典时亲耳听马悦然说的。
由沈从文又说到汪曾祺，他在西南联大时是沈从文的学生。1997年汪曾祺先生去世。人总难免一死，只是他去得匆忙了些。七十七岁在如今已难称高寿，他的同辈好友作家林斤澜活到八十六岁。后来从古华文章看到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传闻——美食家汪曾祺刚从泸州回京，泸州大曲想必喝了不少。他入厨制作了一碟萝卜丝清润肠胃，不巧一条萝卜丝呛进气管，好像是引发内出血还是什么的，总之抢救不及……
我想，这是坊间对汪曾祺之死的渲染。李白醉捞明月，骑鲸而去；李贺梦见绯衣人乘赤虬传诏，玉帝修成白玉楼，召他去撰记，此为玉楼赴召的典故。二李羽化升天都很奇瑰，汪曾祺庶几近之。
我当年常居北京，与汪交往颇多，亦曾几度结伴远足。汪曾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大家与名家”之说。
汪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闻一多是他授业老师。但我常听他提到并满怀敬意的尊师是沈从文。闻一多“有一句话说出来点得着火”的炽热气质，与淡泊恬退的汪曾祺不相符，他笔下之飘逸空灵，颇得沈从文真传。
这或许正是他之“名家说”的由来。汪曾祺曾对我说：文学有大家与名家之分，名家通常要比大家写得好；但大家毕竟是大家，名家毕竟是名家。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对师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是谁呢？想必是鲁迅。诚然他的文笔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再者鲁迅在文学上虽很有建树，却也非大得吓人。然而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深深刻痕，却唯有“大家”才能有那种力度。只不过，若说鲁迅小说的文学意境比沈从文好，实难服人。
汪曾祺之名家说，令我茅塞顿开。李杜是大家，小李杜是名家。李白几乎不写七律，杜甫很少绝句。李商隐和杜牧二者皆能，瑰丽，灵动，精致。词坛苏辛是大家，但就纯艺术而论，比起李后主孰高孰低？
我想，二者区别在于——大家传诸后世的是不朽宏篇，名家传诸后世的是千古绝唱。
汪曾祺另有轶事值得一提。西南联大当年学运汹涌，汪是笑傲书林的逍遥派，却非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那类死啃书本的学生。他自谓当年不参与学运，仅因看不惯那些学生领袖，身为组织者，事发时总是让热血澎湃的青年学子去与军警叫阵，领袖们都在茶馆里泡着，静候“反独裁”捷报佳音。以汪曾祺个性，他讲的一定是实情。于是，他一直不求“进步”，不与“组织”沾边。哪怕后来在江青垂直领导的“样板团”里，他亦甘于布衣淡泊。
历史川河迂回曲折，从来没有潮平两岸阔，直济沧海的河床。记得在1986年，汪曾祺向京剧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80年代恰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气氛宽松，大家心情舒畅。不巧他加入组织之日赶上“反自由化”，此事被拿来登报宣传。我一直没机会探问汪老，这种事不像文学话题那般可放言无忌，他与我并非同辈，哪能推心置腹到这份上？或者，只有他的好友林斤澜先生才知其详。
汪曾祺与我们几个辈份不同的朋友同游川陕，曾到重庆渣滓洞监狱旧址一走。那天熏风吹拂，歌乐山林涛喧响，夕阳投落高墙，上面“洗心革面”“回头是岸”的斑驳大字依稀可辩，却觉得要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高压威慑话语要软性许多。汪老寻寻觅觅，认出他蹲过那间牢房，不过当日并非国民党将他投入此处，而是江青将他们几个《红岩》创作组的成员塞进去“体验生活”的。
本来要问世的第九部样板戏《红岩》，终于胎死腹中。关于此戏来龙去脉，汪老自己曾撰文专述，兹不赘言。总之，人在旅途，大家聊天不免话及《沙家浜》剧组旧事。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多次见过江青的汪曾祺并不墙倒众人推，硬去编织“女皇”花边丑闻。他眼见为实，说从未目睹江青有何失仪之处，江对他本人一直十分客气。除了他觉得江青驾临样板团视察时作派有点造作，其他实在说不出什么来。甚至他在向江青陈述剧本修改时，也没觉出此妇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这和江青固定化的脸谱出入甚大！汪曾祺无意去颠覆历史，他只是不愿人云亦云罢了。
后来读了其他人的回忆录，大略明白江青并非随处放刁撒泼，你只要敬鬼神而远之，就无足为患。但如果你要和她作对，又或巴巴地往跟前凑，都有大麻烦。汪曾祺仅系一介书生，又是非党人士，更无意顺着竿子往上爬。那年头要洁身自好，并不容易，这便是汪曾祺了。
做名家，并非靠文笔空灵典雅。读沈从文、汪曾祺，文学魅力的泉眼源自那份云水襟怀。回眸历历往事，人生几许变幻，我依然跋涉于文学小径，遥望两位名家远去的背影，如同云烟中的楼阁，飘逸钟声在苍茫中袅袅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