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次角林寺的院内，佛殿对面是新盖的僧舍，挂着红标语。
2、
1964年我从北京回来，结束了在中央政法干校五年的学习。我们那批同学后来都成了西藏公检法最早的骨干。我被分配到西藏公安学校当老师，这个学校也就是今天西藏警察学校的前身，文革前又叫西藏政法干校。我是当公安训练班的老师。公训班有两个班，一个是文化班，又叫“区特派员班”，全是藏族，是从各地区招收的、差不多一句汉语也不会的积极分子，我的工作是教他们汉语文和政治；一个是“劳教班”，全是汉族，从部队转业的军人，我的工作是教他们学简单的藏语。
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汉人，有些是从内地来的大学生。藏人老师不多，从中央政法干校回来的除了我，还有一个协理员，叫欧珠，后来当了这个学校的校长。所有学生都在这几个班学习：行政班、干部班、区特派员班和劳教班。我说过，劳教班全是汉族，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监管犯人的，所以要学藏语，所学的教材也都是跟他们的工作有关，其他班全是藏族。老师和学生有两百多人吧。
我们这个学校在“次”，就是308炮团往上去的山沟里一个叫做“次角林”的寺庙（汉语又写尺觉林、慈觉林，建于18世纪，格鲁教派，拉萨著名四大林之一），在拉萨河的南岸。听说那个寺庙在1959年“叛乱”（注：指的是1957年—1959年在安多、卫藏和康等藏区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政权的事件，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叛乱”）的时候“参叛”（参加“叛乱”的意思），次角林仁波切逃往了印度。“平叛”（即“平息反革命叛乱”，指对藏人反抗的镇压）后，次角林寺被没收了，以后就改成了公安学校。我刚去那里的时候，寺庙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了，一个佛像也没有，可能是“平叛”的时候砸了，也可能是“民改”（注：即中共所说的“民主改革”，是1959年之后中共对西藏传统经济的革命）的时候就砸了，只有空空的佛殿和僧舍还在，也有些藏柜和卡垫。
如今次角林寺的二楼佛殿，1960年代是公安学校的教室。（唯色拍摄）
次角林寺那时候挺大的。老师都在楼上住，是过去的仁波切和大喇嘛的房间。学生住在过去僧人的僧舍里。教室设在二楼的佛殿里。食堂在一楼的大殿里。从楼顶上可以望见布达拉宫，感觉很近的样子，连窗户上挂的镶布随风像波浪一样翻卷也像是看得见。旁边有林卡，树木很多，阳光下到处是一片片的荫凉。水很好，干净得很。打水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牦牛在林卡里吃草，我很喜欢有一头白色的牦牛，大大的眼睛像是会说话，爱舔我给它喂食的手。还有一座卓康，是次角林仁波切的夏宫，公安刑侦班就设在那里。
如今次角林寺的大殿，1960年代是公安学校的食堂。（唯色拍摄）
我结婚前住在次角林，结婚后也住在次角林，周末才能回军区，那时候很严格的。你父亲接我送我都是骑自行车，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就是如今放在院子里那辆，现在还能骑。从308炮团往上走，是缓缓上升的山路，骑车很颠簸。但那时候年轻，还很开心。骑不了车我俩就边聊边走，有次你父亲指着我手上的心形金戒指笑着说，幸亏你在藏干校的时候把它给了我，我一直给你保存着，其它那些你爸啦留给你的宝贝，你去政法干校前交给你姐姐保管，结果都没了。
你一两岁的时候我还经常带你去次角林住。你胖乎乎的，我和保姆阿佳益西啦轮流背着你，累得气喘吁吁。这样说起来，在次角林寺我差不多住了四五年，虽然文革开始后不怎么上班，又加上生你和你妹妹时也不用上班，但也住了好几年。刚开始住在过去喇嘛的房间里，我还是内心很不安，那时墙上的壁画还保留着，夜里点着蜡烛看见壁画上的菩萨和神仙忽明忽暗，我总有一种内疚的感觉。但同时我会想起中央政法干校的老师这么教育我们：你们藏族的迷信思想很严重，必须改变必须进步。
如今次角林寺的法座上供奉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画像。（唯色拍摄）
如今次角林寺的小殿供奉着次角林仁波切的照片。（唯色拍摄）
如今次角林寺的墙上还残留着文革口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唯色拍摄）
我最记得学校里的教导处处长，是从上海来援藏的公安干部，他的妻子也是，在公安厅工作。周末那位大姐会来次角林，带来很多好吃的，罐头，肉松，汤圆，点心，她喜欢我，夸我漂亮，经常叫我过去一起吃，那些上海食物我都是第一次吃，觉得很好吃。但他们吃鱼干那些我不吃，虽然他们一个劲儿地劝我吃。不过我结婚后就很少去他们那里吃饭了，因为我得回军区。文革前有一个“三百三”的政策，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从全国公安系统支援330人到西藏公安系统，其中300人是县级干部，30人是地专级干部，我们学校分了两个人，一个是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教导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