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9日，拉萨五万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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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校长王书记的印象很深。因为公安厅派我参加“三教”工作组下乡前，他还说过，她刚结婚，而且她去的话，没有老师教藏文。他帮我说过这些话。所以我觉得他很好，后来他悄悄地让我帮他从军区的邮箱寄信到上海家里，我帮过他。
好笑的是，为了表示他们低头认罪，就要对革命群众毕恭毕敬，比如他们平时都叫我“次仁玉珍”，或者“玉珍”，但现在得叫我“老次”。我这个23岁的年轻女子成了“老次”，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尴尬。欧珠老师被喊做“老欧”，他倒是满不在乎的样子。王书记和瞿校长除了挨斗，还被安排喂猪、劈柴、打扫食堂和厕所。他俩戴个烂草帽，每天忙忙碌碌的。
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学校的公章也被群众组织夺权夺走了。领头的是几个刚毕业进藏工作的大学生，从北京来的，权都在他们手中。记得其中有一个姓马的，小马，最积极也最厉害，当然他也被叫做“老马”了。
我参加的批斗会不算多，因为没过多久就生你了。我从来没有去斗过人，只是跟着喊口号。我心里觉得不可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我不像其他人，他们都是一直参加各种运动过来的，先是写大字报，然后大辩论，接着开批斗会。而我下乡近半年，跟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一回来感觉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很难接受。
所以他们就给我做工作，说你本来家庭成分就不好，这次一定要站稳立场，对那些“走资派”、“当权派”不能有同情心，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后来成立了“两派”（注：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一为“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一为“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与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一样，“两派”为了争夺权力，打得不可开交），这边也给我做工作，那边也要拉我进去，我自己心想，“大联指”是同情当权派的，而“造总”是斗当权派的，“大联指”对当权派不凶，对我这种人也不凶，不像“造总”总是很强调我的出身，好像我不是革命阵营里的人。另外你爸爸也是支持“大联指”观点的，这对我也有影响。
1967年3月5日，与“造总”分庭抗礼的“大联指”在拉萨举行全城大游行。（泽仁多吉拍摄）
“造总”红袖标。（唯色2005年拍摄）
当时我们学校的一个组织叫“萌芽战斗组织”，属于“造总”观点，教导处长是队长，一直邀请我加入。我可能是因为经常分享他妻子带来的上海美食，不好意思拒绝吧，就勉勉强强地加入了这个组织，参加过几次开会，学习过几次报纸，但不久军区下了一个通知，意思是说凡是军人和军人家属不得参加“两派”中的任何一个组织，这样我就写了一个小小的声明，表示我退出“萌芽”组织的愿望，贴在食堂的窗户上，所有人都看得见。那时候在窗户上贴声明的人很多，一会儿加入这个组织，一会儿退出那个组织，都这么做。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再说不久我就生你了，住在军区院子里，也不用去上班，有时候去单位上看看，成了一个逍遥派。
那时候我还改过名字。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都属于“四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自己改名也可以，但得报上去批准才行。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也很革命。
1966年8月28日，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被当成“四旧”，遭到红卫兵改名为“人民公园”。（泽仁多吉拍摄）
某造反派在拉萨街头写毛主席语录牌的情景。（泽仁多吉拍摄）
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达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她的新名字她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她“达娃啦达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连声说“到、到、到”。想起来简直好笑得很。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真的，文革时候人都疯了，半夜三更号召去游行，“噌”就出门了，全都跑到大街上去游行，敲锣打鼓，使劲喊口号，精神还好得不得了。
不久任何上班都没有了，也用不着上班了，我们学校里各个地区的学生也让他们都回去了，不过工资还是有的。除了挨斗的人，每个人都在闹革命。每天不是这里开会就是那里开会，“咚咚咣，咚咚咣”的，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满街都是宣传车和大喇叭。大字报，大辩论，还有一个大什么。那些人的口才都好得很。你说你有道理，我说我有道理。都在说造反有理。起先天天都在打嘴巴仗，两个广播宣传车就在大街上对峙着，辩论个没完。但不久就发生武斗了，非常可怕，那个惨状我很幸运地躲过了，是因为我再次成了产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