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中）在新加坡
他是世界上最悲剧的作家，日本天皇都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仍然被几个天皇的士兵暗杀在了异国的苏门答腊。
曾经，关于他的失踪有多种说法，几十年来如同谜一般没有解开，因为每一种说法都经不起细节的推敲。直到日本人铃木正夫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才揭开了郁达夫死亡的真相。
他的死令人扼腕。
郁达夫是浙江省富阳市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17岁时，郁达夫随长兄留学日本，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同时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
1921年，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东京成立文学团体创造社。这一年7月，郁达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
1922年，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国内，在多所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回上海。
有一天，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郁达夫遇见了之前留学日本的同学孙百刚。久别重逢，格外欢喜，孙百刚约郁达夫去他家做客。
在孙百刚的家宴上，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王映霞。双方一经介绍，便如电闪雷鸣，郁达夫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而王映霞还在杭州女师读书时，就读过郁达夫的小说，知道他的大名，并为他的文采所倾倒。初次相遇，对方居然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还对她非常殷勤，王映霞不免有点心动。
但王映霞此前已有婚约，郁达夫是知道的。至于郁达夫，更是早已结婚，原配夫人叫孙荃，生于大户人家，和郁达夫是同乡。孙夫人非文盲之辈，也能吟诗作对。夫妻俩曾经互相欣赏，一起度过了6年的美好时光。
这一切都在碰见王映霞后，变成了昨日黄花。为了追求新欢，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情书，表示“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稍有理智之人，便知道郁达夫的话很不靠谱但就是这封不靠谱的信打动了王映霞。
两人很快相约见面，在上海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长谈。会谈中涉及谈婚论嫁，王映霞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明媒正娶。郁达夫一口就答应了。
美人的热恋激发了郁达夫的诗情，他大气磅礴地写道：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一切都是那样的迫不及待。1927年6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就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订婚仪式。几天之后，郁达夫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原配孙荃。孙荃没有哭闹，虽说事出无奈，但还是很有尊严地接受了。
没有了孙荃的阻拦，郁达夫和王映霞在1928年的春天举行了婚礼。此时的王映霞刚20岁，郁达夫比她大12岁。
最初，王映霞对新婚后的生活是满意的。她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当热烈的恩爱趋于平静，生活中的油盐柴米成为主旋律的时候，夫妻间会从浪漫的云端跌落到琐碎的现实。
随着两个儿子的降生，家庭开支渐渐增多；老家那面孙荃母子，也需要郁达夫寄钱养家。经济状况不允许再像从前那样大手大脚，继续炫耀我家比鲁迅家吃得还好。
加之夫妻之间难免有些琐碎矛盾，一旦放大，便会出现争吵。其实这些都还可以弥合，唯独出现猜疑，或一方情变，婚姻便会走向死亡。
1936年，郁达夫应邀南下福州，担任省政府参议兼省政府宣传室主任。王映霞没有跟随，夫妻由此天各一方。
1937年，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江省军政机构纷纷南迁，省教厅迁到浙南的丽水，厅长许绍棣家凑巧与迁来丽水的王映霞家相邻而居。许绍棣的妻子刚病逝不久，许厅长带着三个女儿独自生活，见王映霞独自一人，还要照看两个小孩子，丈夫又不再身边，于是对她关怀备至，多有帮忙。由此引来不少风言风语。就连远在福州的郁达夫，也听到了两人交往的流言。
其实，王映霞和许绍棣的交往，并没有超越朋友界限。而且王映霞还积极牵线搭桥，把曾经和徐悲鸿有过一段恋情的孙多慈，介绍给了许绍棣，促成两人的秦晋之好。
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离开福建去武汉工作。不久，王映霞也来到武汉与丈夫团聚。
这天，郁达夫喝酒回家，发现王映霞不在家中。无意间看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信。冲动之下，郁达夫认定王映霞跟许绍棣私奔了。
此前的流言，眼前的信件，不见踪影的王映霞，三者叠加，让郁达夫采取了一个惊人之举，竟然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其实王映霞并没有私奔，而是因受不了郁达夫在家无端争吵而离家出走，去了朋友曹秉哲家。
这一则寻人启事，将原本私下传说的“流言”，经郁达夫之口，通过报纸公之于众，等于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的妻子王映霞与许绍棣有男女私情。这让无辜的王映霞情何以堪？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好在最后经朋友不断劝解，王映霞这才回到家中。
同年，应《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之邀，郁达夫赴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和长子也陪同前往。
让人诧异的是，1939年，在夫妻关系亟待修复的时候，郁达夫却发表了著名的《毁家诗纪》，很不理智地公开披露了他和王映霞之间的恩怨情仇，并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的出轨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一个男人，而且是文坛著名作家，有必要这么做吗？
郭沫若的反应是：“那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所爱的人呢？”
如果说，寻人启事已经够伤害人了，那么《毁家诗纪》的发表，则让夫妻间的情分恩断义绝，走到了不可延续的尽头。
1940年，王映霞和郁达夫在新加坡办理了协议离婚，曾被誉为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戛然终止。
那天，王映霞拧着一只小箱子，离开了她和郁达夫居住的那幢房子。郁达夫待在屋子里，没有出来送别。王映霞走时，仍然有几分依依不舍，很希望郁达夫能突然从屋子里跑出来，拿过她的箱子，劝她回去。
但一切都未发生。
此后，郁达夫曾数次想要复合，均被王映霞拒绝，那颗被伤害的心已经彻底死了。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仍留在新加坡宣传抗日。1942年，日军南进，新加坡沦陷。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19人被迫撤往印尼的苏门答腊省。安顿下来不久，此地便被日本宪兵占领。为隐蔽身份继续抗日，郁达夫化名赵廉，开始蓄须，并开设了一家赵豫记酒厂维持生计。许多海外文化界人士和抗日分子纷纷来此聚集。为了进一步获取经济收入和开展工作，郁达夫又开办了肥皂厂和造纸厂。此时的赵豫记酒厂已成为海外抗日人士的活动中心。
有一天，日本宪兵发现郁达夫精通日语，强迫他担任宪兵队的翻译。郁达夫无法推脱，遂利用翻译身份做救援工作。有一次，日本长官派人到宪兵队寻求协助，试图抓捕陈嘉庚，被郁达夫巧妙地应付过去。当年受到援救的还有许多被捕侨领。
日本人觉得事出蹊跷，开始调查赵廉的身份。1944年，一个受过日本训练的福建籍特务洪培根，向日本宪兵告发：“赵廉”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得知自己被告发后，第一时间便安排胡愈之等人迅速离开，自己则留下来掩护众人撤离。
不久，日本宪兵队找到郁达夫，揭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但并未逮捕他，只是加强了对他的监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轰炸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得知此消息后，郁达夫欣喜若狂，立即召集当地华侨，准备庆祝抗战胜利。
8月29日晚，蔡清竹等几位华侨来到郁达夫家中，几个人正在商谈迎接联军的事情。此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印尼青年突然到访，请郁达夫出门叙话，说有要事相商。郁达夫跟随青年离开住所，片刻后又折返回来对蔡清竹等人说：“你们稍坐片刻，我去去就回。”
出门时，郁达夫还穿着木屐和睡衣，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失踪来得太过突然，所以几十年来，关于郁达夫的最后信息，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1966年，日本大学一位叫铃木正夫的教授，出于对郁达夫小说的热爱，开始研究郁达夫的生平经历。他三次到新加坡和印尼做实地调查，采访了数百名当地人士，查阅了无数资料，最终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此人已经75岁，头发花白，他承认是自己下令绑架并杀害了郁达夫。原因是郁达夫做过翻译，了解他们的所有罪行。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他下令四名宪兵，利用当地人诱骗郁达夫外出，绑架至城外荒野，将其残忍杀害。
2023-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