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内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后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将因生活困难，出去投亲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运动中因一般问题，或没有问题而偷越出境的人与因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更要同为叛变投敌，资敌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犯罪行为。这样，雷先生等才获得解脱，后来还成了爱国侨领。
1970-80年代初，苏联百姓丰衣足食，生活水平远超过中国
在中共官方的对苏叙述中，有关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是随两党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变化的，简言之，关系好时，中国人被告知苏联人生活在天堂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部摄于战后乌克兰大饥荒岁月，粉饰生活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在中国大放特放，不知迷倒了多少天真善良的中国人，以至于1949年任弼时要对陪同他前去苏联治病的中方工作人员提前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苏联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正在恢复，各方面都很困难；中苏交恶后，中国人又被告知，苏联人吃的是黑面包，西红柿只有乒乓球那幺小。再以后，国人又跟着领袖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好像自己吃得比苏联人还要好，其实中国当时不知有多少农民真的如同赫鲁晓夫所说，喝得就是“清水大锅汤”（这句话也是道听途说，到现在也没见过赫氏原话的材料）。
应当说，在50年代中国公私合营前，中国的轻工产品大大丰富于苏联。我有一前辈朋友是1952-1957年列宁格勒大学的留苏生，他告诉我，在参加1955年屠格涅夫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一个不熟悉的苏联教授用各种花言巧语（“中苏友好”一类大话）用他质地非常差的领带，和他交换了他从中国国内带来的一条领带。他临毕业时，苏联朋友看中他的一件出国时由组织上置办的呢绒大衣和一只牛皮箱，也想交换去，但他没有答应。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明显高于中国。1957年夏，我的这位朋友学成归国，他发现怎么国内到处都有“叫化子”，此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正是反右运动高潮，他知道，必须对此三缄其口。他如此谨慎是有道理的，以后仅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打了四名右派，并被遣送回国。
斯大林去世后的赫鲁晓夫的十年和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执政岁月是苏联承平的年代，勃氏上台坐稳江山后，逐渐停止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措施，以推行新斯大林主义、维护特权集团利益和加紧对外扩张作为基本政策的出发点，但是毕竟没有像中国那样瞎折腾，到了70年代，国家的整体实力走向高峰。
雷光汉生活的地区是苏联欠发达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以后被KGB安置在塔拉兹（斯）市，此城在斯大林时代叫江布尔市，江布尔是哈萨克一位伟大的行吟诗人，活了将近百岁，在50年代的中国颇有名气，他曾因歌颂“兴都库什山的雄鹰斯大林”而蒙受恩宠。
雷书稿提到，苏联地广人稀，工作非常好找，中亚地区体力工人的工资很高，远超过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女医生、女教师嫁给工人比比皆是，政府且不断下调物价和增长工资，在苏联实行的是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人人都得上完十年制中学，相当我国高中毕业。学校全部免费，包括免费教科书和午餐”。“每个城市，每个区，甚至每个大些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儿童夏令营，建在山上或河边的风景优美的地方，房子像疗养院一样好，辅导老师，医生，护士，厨师一应俱全。学习，游乐，体育设施应有尽有”。
物价、房租和交通费极其低廉，一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15个卢布。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一般群众的生活都非常富足。作者在80年代初结婚生女，政府马上分配给市中心一大套三居室，房屋虽然不毫华，但铺有地板，房租极其便宜。
现在知道，70-80年代初苏联人的生活富足全赖政府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挣得的大量美元所赐，到了1984年后，物价出现上涨而工资都已冻结，90年代叶利钦上台后推行“休克疗法”，使老百姓手上多年积攒的卢布一夜间变成了废纸。
苏联的KGB全面渗透中亚华人社区，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但作者对中国方面60年代后针对KGB的反制行为完全不了解
该书详细叙述了他所接触的苏联KGB（克格勃），这个神秘的组织全面渗透在中亚的华人社区，大量招募特务，无孔不入，其搜集情报的效率之高，也可堪称世界之最。从他的书稿中也可以得知，到了70年代，KGB工作人员已一改斯大林时期之魔鬼形象，全面实现了知识转型，仅他所接触的KGB，就发现有100多人通中文。这些职业特工有礼貌，有文化，他们攻心为上，在审查雷先生时会对着他唱50年代中苏友好岁月时的流行歌曲《莫斯科-北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KGB居然向雷先生表示祝贺，使他虽亡命异邦，还能保有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作者还说，“KGB的监狱是苏联最文明的监狱，没有见过犯人受骂挨打的。伙食不好，面包却吃不完，发的莫合烟也抽不完。每月允许亲属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于警察局管的监狱则是暗无天日的地狱，……搬到当时的中国来也是骇人听闻的”。作者感叹苏联特工的文化素养之高与他曾打过交道的文革期间的中国“公检法”之简单粗暴形成强烈对比。
作者对建国前KGB在中国的活动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大名鼎鼎的KGB--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和他的掩护单位——上海著名的时代出版社，但不知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以后又担任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罗申就是一个KGB将军，此人在建国后还故伎重演，企图在中国人中发展苏联情报员。苏联驻重庆的潘友新大使也是KGB将军。作者对50年代末以来中国方面对KGB的反制行为基本不了解。说来中苏原是一家人，中国的反间谍相关业务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开展的。例如，刚进北京城不久，苏联就派出KGB专家检查中南海的空气，查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让许多老干部开了眼界。又譬如，领导人的食品检查制度，也是苏方手把手教的。邮件检查系统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苏联在中共公安部总顾问的办公室就安排在部长罗瑞卿办公室的外屋，他可以阅读公安部的一切报告和文件。所以毛要求李克农对苏一切公开，“脱得光溜溜”，但李心中有数，他私下对社会部干部说，即便脱光，心中想什么，对方还是不知道的。
到了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方面对从苏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已有防范，提醒他们不许乱说苏联的情况。中国官员与苏联人的私下的一般交往，甚至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与苏联记者吃个便餐，都会被怀疑是“传送情报”，第二天就会受到单位领导的警告。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的大饥荒，都有中国大学生不知深浅地给苏联驻华使馆写信，甚至要求苏联方面批准他们前去苏联留学，其思想之幼稚，今人难以想象。更有甚者，60年代初，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亲属曾留苏的，原家住中南海的，被要求一律搬出。而1960年从苏联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成回国的中国留苏生，整体被不信任，全体被安排做次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KGB在中国的渗透，今天看来则是反应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