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指出，汪晖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笔者
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中，荣剑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汪晖。荣剑不但从左右之争的角度批判了汪晖，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汪晖并不是真诚的左派。因为汪晖“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这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对汪晖的批判绝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文野之争。
再说社会主义。汪晖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社会主义本身的是非对错，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汪晖也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今日中国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和社会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过许多变化。今天西方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已经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说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但仍然保留了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反观今日中共，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社会主义的特点丢得一干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志宁干脆说，中国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唯独中国不是。中国劳工的福利本来就很低，日前习近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还特地强调，就是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面对这样的中国，汪晖的著述和西方左翼学界某些人士的热捧，简直无异于一场骗局。
荣剑这两本左翼共同体批判，其中提到的中国的左翼代表人物，除开汪晖外，还提到朱苏力、崔之元、贺桂梅、赵汀阳、黄宗智和刘小枫等。这使我想起10年前那份“牛津共识”。2013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会后有28位学者达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简称“2013牛津共识”。荣剑提到的那几位新左派代表人物，没有一个出席了那次牛津的研讨会。
“牛津共识”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别代表自由派、新左派、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学者——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共同定稿的。黄纪苏的文字我读过不少。按照传统的左派定义，我认为黄纪苏这个左派要远比汪晖、朱苏力等系列人物更名副其实。
左派共同体批判是荣剑世纪三书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是对革命共同体批判和改革共同体批判。后两部批判的主题比第一部更宏大。在革命与改革这两大主题中，尤其是改革这个主题，最值得关注与比较的应是中国与苏俄。
荣剑这两本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一和上卷二）固然主要是讲左翼，但也提及革命与改革。荣剑谈到中苏两国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倡导“公开性”，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成为中国党内外“改革派”力图借鉴的模式，即改革首先是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这和邓小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苏共的改革似乎比中共的改革更为激进。戈尔巴乔夫后来解释说，中苏的不同改革路径，源于不同的国度、文化和初始条件，苏联不首先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根本无法启动，苏联走不了“邓小平的改革之路”。他认为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保证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他在承认苏联改革失败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对于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荣剑写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改革的评价反映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看法，中国改革并未止步于苏联的解体，相反，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开启了远比1980年代规模更为宏大的改革进程。由此带给人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领导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
我认为，所谓苏联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联是激进，中国是渐进这些说法，其实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苏联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六四”把中国的改革引入歧途。“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荣剑的《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共600页，已经是个大部头。但读下来却不感到冗长，不感到烦闷。作者的语言流畅，表述清晰，脉络分明。这和汪晖著述的晦涩含混形成鲜明对比。
相信荣剑的后两部批判，将为我们展现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广泛深入的剖析。
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中，荣剑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汪晖。荣剑不但从左右之争的角度批判了汪晖，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汪晖并不是真诚的左派。因为汪晖“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这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对汪晖的批判绝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文野之争。
再说社会主义。汪晖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社会主义本身的是非对错，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汪晖也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今日中国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实际上和社会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过许多变化。今天西方人口中的社会主义，已经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说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但仍然保留了若干特点，如关怀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等等。反观今日中共，中共虽是极左派出身，但是现在变得面目全非，把社会主义的特点丢得一干二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志宁干脆说，中国号称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唯独中国不是。中国劳工的福利本来就很低，日前习近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还特地强调，就是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面对这样的中国，汪晖的著述和西方左翼学界某些人士的热捧，简直无异于一场骗局。
荣剑这两本左翼共同体批判，其中提到的中国的左翼代表人物，除开汪晖外，还提到朱苏力、崔之元、贺桂梅、赵汀阳、黄宗智和刘小枫等。这使我想起10年前那份“牛津共识”。2013年9月，英国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会后有28位学者达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简称“2013牛津共识”。荣剑提到的那几位新左派代表人物，没有一个出席了那次牛津的研讨会。
“牛津共识”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别代表自由派、新左派、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学者——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共同定稿的。黄纪苏的文字我读过不少。按照传统的左派定义，我认为黄纪苏这个左派要远比汪晖、朱苏力等系列人物更名副其实。
左派共同体批判是荣剑世纪三书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是对革命共同体批判和改革共同体批判。后两部批判的主题比第一部更宏大。在革命与改革这两大主题中，尤其是改革这个主题，最值得关注与比较的应是中国与苏俄。
荣剑这两本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一和上卷二）固然主要是讲左翼，但也提及革命与改革。荣剑谈到中苏两国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倡导“公开性”，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成为中国党内外“改革派”力图借鉴的模式，即改革首先是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这和邓小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苏共的改革似乎比中共的改革更为激进。戈尔巴乔夫后来解释说，中苏的不同改革路径，源于不同的国度、文化和初始条件，苏联不首先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根本无法启动，苏联走不了“邓小平的改革之路”。他认为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保证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他在承认苏联改革失败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对于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荣剑写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改革的评价反映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看法，中国改革并未止步于苏联的解体，相反，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开启了远比1980年代规模更为宏大的改革进程。由此带给人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领导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
我认为，所谓苏联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联是激进，中国是渐进这些说法，其实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苏联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六四”把中国的改革引入歧途。“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荣剑的《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的上卷一和上卷二，共600页，已经是个大部头。但读下来却不感到冗长，不感到烦闷。作者的语言流畅，表述清晰，脉络分明。这和汪晖著述的晦涩含混形成鲜明对比。
相信荣剑的后两部批判，将为我们展现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广泛深入的剖析。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