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教授指出，在供方和需方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医疗体系的抗生素滥用极其普遍，即使是儿童，也大量使用抗生素，刚出生婴儿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情况也很普遍，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中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这已成为国际高度关注的问题。
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量的主要来源有医院、家庭、制药排放、禽畜养殖、水产养殖等。一方面，抗生素残留量通过生活污水、医疗废水、制药废水、畜牧水产养殖废水的直接排放或经污水处理厂无法去除后排放进入地表水中；另一方面，抗生素残留量可通过医疗废物、制药厂废物、人畜禽排泄物、垃圾填埋等途径进入土壤中，再通过渗透的方式进入地表水或地下水中。地表水或地下水被用于生产自来水，通过饮用水、饭菜进入人体。土壤、地表水、地下水与自来水中的抗生素残留量还会发生相互迁移，相互污染。
中国生产抗生素成本低，主要是因为生产厂商不用承担抗生素残留物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失的成本，这是中国大量生产抗生素的所谓的“环境优势”。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抗生素残留物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失，政府制不承担，生产者不承担，总要有人承担，这就是广大的民众和后代。
三、中国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图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不少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水中抗生素残留物的研究，他们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从2008年姜蕾等发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典型废水中抗生素的初步分析》到2022年胡烨等发表的《长江重点江段枯水期药物及个人护理品(PPCPs)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来源》，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中国河流、运河、湖泊、水库乃至自来水中水中发现抗生素残留物的问题，特别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笔者将一些相关文章题目和出处收录在本文附录中，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研究团队在对中国主要河流做了10年的流域调查，并购买了237家药企的各种抗生素销售数据，历经两年时间完成了研究。应光国回忆说：“多年来，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兽用多少，都是未知的。”应国光感叹道：中国至今没有各类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报告，这也是他坚持要做这项研究的动机。最初做研究时，应光国想从各个部门获取一些基础数据。但他跑遍了环保、农业、食药、卫生等部门，却一无所获。2015年研究团队发表了“中国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图”，揭示了抗生素污染在中国河流环境普遍存在，同时也揭示了从河流到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均被检出过抗生素。当食用含有抗生素残留的水、肉类和蔬菜，抗生素都会进入人体，最终导致“超级细菌”的到来与爆发。
图3：抗生素在各河流流域排放量和排放密度。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为了供养工业化养殖业，每年有数万吨抗生素经由养殖动物和我们的身体，进入水土环境，致使各种病菌严重抗药，鸡鸭猪牛鱼全部沦陷。其中：京津冀海河流域、长江和西江是全国抗生素排放量最大的区域，而珠江单位面积中的抗生素含量排名全国第一，图
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四、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抗生素指标
研究团队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环境里抗生素浓度的标准。媒体报道说，从北到南中国主要河川都陷入抗生素污染的泥沼，滔滔河水有如“药汤”。喝水如“吃药”的说法出自2020年中国绿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布的《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新型农业面源污染不可忽视》[11]一文中一个段落大意：“喝水如吃药”：饮用水源中抗生素检测缺位。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涵养超过4成人口和丰富生态。根据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纳克/升，远高于欧美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高居全国前三位。
2020年4月26日《光明网》发表专栏作家张田勘的题为《长江抗生素含量超标，水质改善任重道远》[12]的评论指出：“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然而，近期多项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长三角约40%孕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抗生素，部分检出抗生素已在临床中禁用，有可能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既然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水质明显改善，那么又怎么解释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呢？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敢单刀直入地指出问题所在，而是先要来一个政治站队，最终导致产生问题的根源说不清道不明。张田勘继续写道：“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也要求对抗生素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管理。首先是严控抗生素的使用，做到合理使用；其次是对生产和排放抗生素的排污单位要‘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这个治理也包括采用技术手段来处理污水和残渣中的抗生素残余。”“谁污染谁治理”，是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实施四十多年来效果甚差，执行这个原则的结果是：企业作为生产者交付了十分低廉的环境污染费，自认为已经完成了环境治理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的GDP，还特意免除企业的环境污染费。国家收取了环境污染费，但是国家又不负责治理环境污染。长期累积下来，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欠债，要大大高于地方债。这并不是一个有意唱衰中国的说法。
对此中共地方环保官员的表态是：目前没有收到水体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告[13]。
图4：地方环保官员：未收到关于长江抗生素残留物问题的相关报道，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中共地方环保官员的表态，暴露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上下信息错位。习近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两山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自认为很有效果，青山绿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专业杂志上一篇又一篇发表的关于中国水系中抗生素残留物问题的文章（参见本文附录），建议中共政府这么做那么做，也认为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中共地方环保官员却说无人举报这个问题。官员们不知道这个问题，自然也不会把这个问题向上汇报，乃至最高决策层。习近平没有收到水体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所以喋喋不休地要求长江流域要高质量发展。而中国科学工作者则继续在专业杂志上一篇又一篇发表文章……
至今为止，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依然没有抗生素指标……
五、中国生活自来水中抗生素耐药基因污染现状
2016年李艳艳等发表题为《饮用水中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14]的文章指出：抗生素作为一种杀灭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在食品、临床、兽药、农业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抗生素的大量应用导致其残留物进入地表水，进而污染自来水厂水源，而标准的水处理不能将其完全清除，从而对人体产生较大的危害，引起过敏、发热、耐药性甚至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症状。因此，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残留检测的研究应该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抗生素残留的问题从河流、湖泊进入到人们每天喝的自来水。
图5：饮用水源中抗生素检测缺位，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2021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团队杨沂嫡等人发表了《我国生活饮用水抗生素耐药基因污染现状及其检测技术研究进展》[15]的论文，公布了对自来水中抗生素含量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
杨沂嫡等指出：我国生活饮用水ARGs污染种类多、浓度范围广，不同地区水样均能检出ARGs，并且，随着检测技术发展，ARGs检出种类呈日益增多趋势。Hao等发现天津集中供应管网末梢水中细胞内抗生素耐药基因（iARGs）和细胞外抗生素耐药基因（eARGs）污染均呈季节性分布且夏季丰度最高，耐四环素类tetC、耐磺胺类sul1和sul2、耐喹诺酮类qnrA是eARGs的主要污染种类，而iARGs中sul1和sul2丰度最高。利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Ma等先后在国内22个城市生活饮用水样本的细菌中检出265种ARGs亚型，涉及杆菌肽类、氨基糖苷类、β–内酰胺类等，其中杆菌肽类ARGs在所有城市样品中均能检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的ARGs检出丰度和种类高于其它水样。Zhang等对我国28个省市的71座城市开展了集中供应管网末梢水细菌ARGs污染特征调查，结果发现，水中耐磺胺类ARGs丰度最高，耐氨基糖苷类和四环素类ARGs其次，喹诺酮类ARGs丰度最低，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之间的ARGs平均浓度无明显差异。近年来，在生活饮用水检出超级耐药基因，如南京、上海等地的自来水厂出水或管网水样先后检出超级耐药基因MCR–1和NDM–1。
研究团队认为：抗生素耐药性的关键功能遗传物质——抗生素耐药基因（antibioticsresistance genes，ARGs）已经被定义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并在地表水、饮用水、地下水等多种水体中检出。
李艳艳等认为：（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强调“生活饮用水中化学物质不得危害人体健康”，而目前饮用水中已发现抗生素，Reddersen等发现，饮用水中安替比林及丙基安替比林的含量分别为0.400和0.120μg/L。因此解决我国饮用水中抗生素污染的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六、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中无抗生素指标检测标准
2007年中共政府颁布了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5749-2006）。卫生部官员称：新标准与1985年发布的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饮用水水质指标由35项增至106项；
二是统一了城镇和农村饮用水卫生标准；
三是基本实现了饮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
新标准的实施，对于维护城乡居民的健康，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16]。
按照规定，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自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但是各地自来水厂的产品均无法达到水质标准的要求，因此实施的时间推迟到2012年7月1日，整整推迟了五年，同时放松了要求，各地可视情况决定，对106项指标中的部分指标实施检测。尽管各地都声称全部水质指标全部达到标准，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就是首都北京也只能做到一年中有一天公布水质检测的结果，其他日子全部保密。
由于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在实践中难以全面实施，自2018年3月起，国家卫健委联合有关部委开展了新一轮标准修订工作。
多年来很多中国科学工作者指出：现行国家颁布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106项指标中并无抗生素指标检测标准。依靠目前的饮用水检测标准不能判定居民饮用水在抗生素指标方面是否达标，故检测饮用水或饮用水带来的动物源或植物源性食品中抗生素残留是非常紧迫也是非常重要的，呼吁政府要把抗生素残留纳入新的中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2022年3月15日中共政府发布了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于2023年4月1日正式实施。中共政府发布的新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依然还是没有抗生素指标检测标准。并且还把水质标准从106项减少到97项，减少了9项。对2007年时所吹嘘的饮用水水质指标由35项增至106项以及基本实现了饮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进行了后退式的修正。在所剩的97项中只有常规指标43项，其余54项为扩展指标（即非常规指标），可检可不检。
从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106项指标中删除了13项指标，它们分别是耐热大肠菌群、三氯乙醛、硫化物、氯化氰(以 CN-计)、六六六(总量)、对硫磷、甲基对硫磷、林丹、滴滴涕、甲醛、1,1,1-三氯乙烷、1,2-二氯苯和乙苯；另外增加了4项指标，它们分别是高氯酸盐、乙草胺、2-甲基异莰醇、土臭素。减13项指标加4项指标，一共减少了9项。更改了包括耗氧量等3项指标的名称。更改了包括硝酸盐等8项指标的限值。增加了总β放射性指标进行核素分析评价的具体要求及微囊藻毒素-LR指标的适用情况[17]。总体上来说是实质性地降低了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2022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还有两大变化，是暗藏在水质标准之外的。
一个变化是对生活饮用水水源的要求。中国生活饮用水水源有两种：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地表水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地下水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2022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5.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规定：
5.1采用地表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时，水源水质应满足GB-3838要求。
5.2采用地下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时，水源水质应满足GB/T14848-2017中第4章的要求。
现在增加了一段：
5.3水源水质不能满足5.1或5.2要求，不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但限于条件限制需加以利用时，应采用相应的净水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水质应该满足本文件要求。
地表水受污染后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受污染后不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均不能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这是为了保证自来水厂的生活饮用水的质量。
但是，2022年版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增加了5.3，受污染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