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取自李怡脸书）
李怡成为一位政评人，真正的转捩点是1976年。该年4月，周恩来逝世，大量北京的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献花悼念，结果与公安警察冲突，后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或“四五运动”。该事件被“四人帮”指为反革命，甚至说是邓小平等鼓动或策画。李怡以笔名“齐辛”在《七十年代》5月号撰文，小心翼翼以正反观点辨证的方式首次表达了他与北京当局不同的想法。9月，毛泽东逝世，10月，汪东兴、叶剑英等逮捕“四人帮”，李怡在11月号中发表〈北京事态分析〉，他在回忆录中指，这算是他的第一篇政论，初稿还是他太太梁丽仪写的。梁丽仪在1955-1974年间在大陆读书工作，对毛时代的政治比李怡有更深的认识及体会。
被淡化的王希哲
这段期间（大约至1979年5月止）是杂志发行及流通最广的时期，连中国大陆的民众及官方机关也可以订阅。由于李怡与杂志的左派色彩比毛时代变淡，所以也结交了更多香港和海外的“右派”朋友，渐渐令李怡取得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中间也有些复杂的转折。
1976-1977年间，《七十年代》其实反而比过往更主动地为中共及毛泽东辩护，把所有问题归咎为四人帮的祸害，这显然是要跟随新的党中央路线，也要处理四人帮倒台后老干部重新掌权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混乱。同时，他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讨论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理论，说明四人帮何以也是“走资派”。到了1978年，他跟中共同步，把四人帮及文革时的种种错误视为“极左”。在往后的几年里，他乘着中共对文革否定，批评毛泽东在文革时的错误，以及呼应邓小平的“思想解放”口号，渐渐由跟随党中央路线，变成发展出自由民主的想像及对中共的批判。大约是1977-78年间，李怡才算是表达了较为自主的思想，甚至承认以前《七十年代》没有清楚认识中共。
1978年底至1979年初，李怡以至《七十年代》渐渐找到了认同对象，就是后来称为“北京之春”民刊及大字报运动，以及中共现在不肯承认曾经提过的“庚申改革”。在回忆录中，李怡重点提及后者，前者相对较少，主要提及魏京生于1979年3月被捕，之后评论魏京生被判刑的文章引起潘静安阻止出版，而被他坚决拒绝，李怡认为这是他离开左派阵营的原因之一。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却对另一位民刊运动中的左派人物王希哲极少提及，这与1979-81年间《七十年代》所见到的文章不太一致。这段时期，杂志经常刊登及介绍王的思想。王希哲在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等理论前提下，批判中共的体制，以至提出改革中国的方案。
王希哲在文革时期当过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后当上了工厂工人，1974年与李正天及陈一阳在广州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简称为“李一哲大字报”，从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角度批判了“林彪体系”的官僚特权与极左路线，认为出路是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刊登后引起社会轰动，官方发动批判，最后更把三人拘捕，至1978年才平反。王希哲出狱后再成为民刊运动的活跃分子，撰写多篇时评及理论文章。他在多篇文章中特别提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这种解放是建基在物质生产进步的基础之上，让人在各方面获得自由，摆脱异化，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的民主更为民主的制度。总的来说，他在认同中共的新旧理论框架（如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提的“四个坚持”）中提出不同的诠释，要求以工人自治管理、党内反对派、基层选举、媒体自由等等来阻止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官僚专政与特权。这些意见，呼应1980年底在中共党内酝酿的“庚申改革”，内容包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李怡成为王希哲的理论及政治观点在中国大陆以外最重要的介绍者，他于1981年写的一篇名为〈王希哲文章为什么能引起共鸣？〉中提到：
最后，我想总结说一下：对于曾经向往社会主义精神的人来说，近年来在理想破灭之余，王希哲的文章确实使我们恢复一点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此文很能代表李怡这段时期的思想，该文后来更在1982年收录在他的文集《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之中。但是，到底王希哲的思想能引起多少共鸣？中国大陆固然难说，在香港似乎也只有李怡以及一些左倾大学生，刚才提及的文章就是在一个大学生会办的论坛上的演讲词。这里不妨分享一点个人经历，迟至1988年，当时笔者在中文大学读书，学生会及国是学会还会组织有关“北京之春”的展览及出版，甚至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而在我印象之中，比较多同学在思想上的确认同王希哲等左倾人士，学生阅读的资料来源主要也是《七十年代》的旧文章。但是，这个共鸣圈子显然在香港社会中是非常小的，也没有什么组织。
事实上，李怡认同王希哲的党内左翼思想及社会主义民主路线的同时，他的事业路径、政治环境及实践却与之非常不搭配，甚至互相矛盾。首先，1979年5月左右，杂志再不能寄到中国大陆。翌年，李怡在港澳工委及亲中商人的压力下，被迫要放弃1976年成立的天地图书，《七十年代》要自行集资出版。换言之，就是被迫离开左派系统。第二，王希哲于1981年4月被捕，之后再被重判14年监禁，意味着他的政治路线失败，前景也十分暗淡了。事后也证明，在1980-1981年间甚嚣尘上的“庚申改革”无疾而终。第三，虽然李怡在中国政治问题上高举社会主义民主，但他在香港却参加了“香港前景研究社”，主要成员包括劳思光、胡菊人、陆铿、孙述宪。这些人一向在香港被界定为“右派”或自由派文化人，他们都是李怡在过去十年在香港办杂志及从事统战而认识的朋友，该组织借着香港政治前途问题的出现，主张中国在收回香港的主权之后维持英国管治。
简言之，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路线，既无法得到中国政治体制改变的支持，他所支持的大陆民主运动也被镇压下去。在事业上，他要离开亲共阵营，成为一份独立而更依赖市场的报刊。《七十年代》的台湾政治内容也许还有点市场，但关于中共体制内改革议程的讨论是否能吸引读者，也成为疑问。而且，在香港他也找不到让他实践社会主义民主路线的土壤，能结盟的人反而是与他大致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右派人士。那时候的香港政治仍然停留在十分狭义的政治前途问题，整个香港也没有民主政党，连关注面较广的有点左倾的社运及草根团体也极少。因此很自然，李怡的“社会主义信心”是很难恢复及维持的，这一段李怡最后的“左翼”历史相当短暂，很快无疾而终。
小结：身不由己的命途
李怡在回忆录中花了不少笔墨大谈台湾1970-1980年代的反对运动，但是，对这个话题出现在《七十年代》的政治及历史脉络，他的剖析还不是太清楚。笔者大致分析过杂志里面的文章，当中有关保钓和台湾的统独争论、批判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反对派声音及行动的文章不少，但它们更多是出于统战及市场需要，既连结海外民族主义的华人知识分子，又对美蒋进行冷战宣传斗争。台湾反对运动对李怡的思想影响，似乎应该是到了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才比较明显。
但是，因为冷战的需要及氛围，而大篇幅报导与讨论台湾政治及社会运动，甚至让广大华人读者了解及参与讨论台湾政治前途、统独、自由民主等议题，这不啻是冷战的缓解在华人社会里的重要例证。到底这些意外效果对李怡个人思想转变有多大作用？李怡晚年来台，自然在回忆录中把这方面放得很大。无论如何，美丽岛事件及其后的大审讯及余波，与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死后第一次的民间运动几乎是同步，在这期间，《七十年代》亦开始零星出现了想像两岸民主运动的视野或愿景，开始有文章会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反对运动并置，使用“民主运动”一词描绘两岸的政治事件。
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个被淡忘的片段：李怡曾追求中共党内左翼反对派的路线，认同“北京之春”里的左派，但在香港却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而中共对初生不久的反对派扑杀于萌芽之中，也令身在香港的李怡顿失政治及思想同盟。在香港，他似乎只能与右派或自由派结盟。李怡曾倾向成为党内反对派的历史，在回忆录中避而不谈，未必是因为觉得这段历史尴尬见不得人。勉强算来，这方面在回忆录里也有片言只语，但在“冷战—后冷战”的叙事框架中，这种种片段相互矛盾，难以拼合。在1980年代中之后，他亦渐渐在思想及价值上拥抱西方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这样的路径以至对自己左翼思想的淡忘，可以说是香港亲共左派寻找自主性但却有点身不由己的命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