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了“宰相”制度的中共政权还能走多远，习近平是否进一步推动了“加速主义”？时评作家长平认为，民主转型大多发生在强权松动之际，而不是专制收紧之时。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闭幕之后，尽管官媒还在努力炒作别扭而空洞的口号“新质生产力”，但是在民间舆论中，这场盛会迅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往年此时，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总理记者会上的“金句”。但是，去年新任总理李强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记者会已经了无生趣，今年则在人大开幕时就被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人大闭幕的时候又补上一脚，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新增内容包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等。
尽管削弱总理职位从习近平第一任期就大摇大摆地开始了，但是直到今年“两会”开幕，并回溯数月前前任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人们才惊觉一向被认为重演崇祯皇帝——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的习近平，再次穿越两百多年，摇身变成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永久废除宰相制度，取消中书省；不久之后设立比宰相更听命于皇帝的首辅，大体上就是今天国务院改制之后总理李强的角色。
极权制度进一步加强。舆论中的提问，不再是中国向何处去，而是在这个既定的方向上能走多远。
宰相制度与皇权专制
废除宰相之后，皇帝不得不亲自出任各种政务小组组长，日理万机地批阅奏章。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皇帝更有责任心，也没有让皇帝更有能耐。明朝皇帝的平均政绩在及格线之下，大多皇帝都昏庸无能，甚至荒淫无度。
因此，很多人把“废除宰相”计入作为“总加速师”习近平的加速主义（通过强化极权而促成专制更快地灭亡）“功劳薄”，期待它带来的“朝纲荒废”让中共陷入混乱并尽早垮台。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不仅仅是为了给“反腐运动”添加一只“大老虎”，而且总结了前朝教训，认为宰相制度妨碍皇权专制。改制之后，虽然一直内有宦官专权和农民起义，外有异族强敌虎视眈眈，但明朝毕竟延续了将近三百年。因此，很难说朱元璋改制是在搞“加速主义”。
更重要的是，冷兵器时代的皇权专制和现代军队及数字监控武装起来的当代极权不可同日而言。大跃进、文革时期的中共和今天朝鲜的金家王朝，尽管腐败无能到了极点，百姓饿殍遍野，政权还是岿然不动。
“不会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
为人们带来希望的是不少现代专制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转型，走上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道路。比如台湾、韩国、前苏联和受它影响的东欧国家。
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的无数亲历者都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巨变来得如此迅速，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这给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和憧憬：看似无所不能的专制政权很有可能是一个绷得太紧的气球，一个针尖就可能让它瞬间爆裂。
然而，如果我们进行细致的考察，可能会得出让人悲观的结论：几乎所有的民主转型都发生在专制出现松动、走向开放之际。这通常具备两个相辅相成的条件：一是国内局势恶化，抗争持续不断，难以扑灭；二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强大，足够影响专制政权的决策。国家运气好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出现开明的领导人。
柏林墙倒塌之前，推行“新思维”改革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跟美国总统里根、西德总理科尔的接触，比跟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要频繁得多。他明确表示苏联不会武力支持镇压抗议运动，是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和平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也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和克格勃关系相对疏远，既不干掉认为他的改革太过激进的党内二号人物、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也不暗杀痛斥他的改革不够激进的党内野心家叶利钦，甚至让著名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当选为人大代表，推动整个社会走向开放，最终“葬送”了苏共和苏联帝国。
不幸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在上台之初就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解体教训，认为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军队（和克格勃）犯了致命的错误，发誓“不会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就加强和延续中共权力来说，可能是“正确”的选择。
他毫无掩饰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在党内不允许出现利加乔夫或者叶利钦，党外更不允许存在萨哈罗夫。同时，他也绝不允许香港成为冷战时期的柏林。而此时，美国早也没有了当年致力于改造苏联制度的宏图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