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现实
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对许多人来说，作为人类价值体系和"日常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等同于"国家"或"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生活往往意味着与国家修辞的官方解释完全不同的东西。
今天的"后苏联怀旧"现象是一种复杂的后苏联结构，它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构成部分，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所提供的、非常真切的人文价值、道德、友谊和创造性的渴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不可减少的一部分，它们同时与沉闷感和疏离感相伴。
一位俄罗斯哲学家在1995年写道，从"后苏联时期"的位置回头看，他才认识到苏联现实的灰色和恐惧与非常真实的开放主义和温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与之相伴的是"人类的幸福"、"福祉"以及"亲切、成功和秩序"的形式，它们都出现在一个"设备齐全的、共同生活的空间"。一位俄罗斯摄影师也有同样的认识，对他个人来说，"共产主义的崩溃"也意味着一些非常个人的、充满希望的东西的崩溃，那些东西曾经标志着童年和青年的"热忱与真挚"。
我们需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研究这些回忆，因为这对理解苏联社会主义至关重要。如果不理解社会主义在许多公民生活中的伦理和美学悖论，不理解他们赋予社会主义生活的创造性和积极意义（有时符合国家宣布的目标，有时罔顾这些目标，有时则产生某种非二元的关联性），我们将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为什么它的遽变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是如此难以想象，却好像又情理之中？
为了分析这种看似悖论的消极价值和积极价值、疏离和依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它不会把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描述简化为官方和非官方、国家和人民的二元论，也不会简化成"冷战"意识形态中形成的那些道德判断。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批评一些后殖民主义历史学隐含地将"欧洲"作为"所有历史的主权和理论主体，包括我们称之为'印度'、'中国'、'肯尼亚'等地的历史"，将这些他者的历史还原为"一种可称为'欧洲历史'主叙述的变体"。查克拉巴蒂呼吁后殖民历史学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将欧洲的"主叙述"抹去并将其"省级化"（provincializing）。然而，在俄罗斯，"省级化"的对象不仅仅是"欧洲"（更具体地说是"西欧"），还有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后苏联"主叙述"，它再现了"冷战"中"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二元范畴。
这本书也试图寻找这样一种语言，从而重建社会主义生活中伦理和美学的复杂性，重建它所蕴含的富有创造性、想象力却矛盾重重的文化形式。我要展示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现实，在那里，控制、胁迫、异化、恐惧和道德困境必然与理想、公共道德、尊严、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心混杂在一起，借此思考苏联社会主义生活，使之恢复人性（rehumanize）。
勒弗悖论
和西方民主一样，苏联社会主义是现代性（modernity）的一部分。福柯（Foucault）谈到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病态形式"的权力时说："尽管这些权力具有历史独特性，但并非原创。它们动用和延展了大多数其他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机制，并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我们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的思想和手段。"作为一项现代事业，苏联社会主义也体现着现代性的那些核心矛盾。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