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共从不肯为中国消费者松绑？有分析说，中共党魁的经济政策已为中共政治体系所困，而国库的钱也不够他继续挥霍，在这种背景下，为消费开绿灯自然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
《金融时报》引述专业人士的分析说，对党魁来讲，中共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力越大，他就越感到安全，尤其是在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这也导致他更加重视投资，特别是技术投资，而不是消费。
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都认为北京应该促进中国民间的消费。但自始自终，中共在刺激消费的政策上都是小打小闹，更避开了激进的刺激方案，例如向消费者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或深化经济改革。相反，中共党魁提出了新三样，要加大对电动汽车、光伏和电池等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缺乏对消费采取更激进行动的原因包括，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国家主导的投资推进，现在想要改革已经寸步难行。
无论是何种原因，北京寻求新增长模式的压力正变得巨大。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时所说，中国已经变得太大，没有任何一个贸易伙伴可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
中共执迷于过度投资和增加生产
北京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告诉《金融时报》：“归根结底，退出策略必须是消费——如果没有人购买，那么生产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
佩蒂斯说，在中国，过度投资的迹象现在“无处不在”，从房地产行业到基础设施过剩，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0%，“你可以看到投资不再是解决方案”。
荣鼎集团在一份题为“产能过剩即将到来”的报告中指出，当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令人失望时，北京仍然把政策重点放在生产者身上。
报告发现，2023年初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首次跌破75%，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值，但企业还在增加库存，同时还有20%的企业报告经营亏损。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意识形态。”该报告的合著者卡米尔‧布勒努瓦（Camille Boullenois）在谈到对制造业和投资的偏好时说道。
中国消费长年无法与生产匹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2023年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私人消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9%。相比之下，美国的消费占比是68%。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上周在北京表示：“中国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但需求却只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最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国民储蓄率很高，到2022年，储蓄占GDP的47%以上。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征兆。
中国人储蓄高，一是缺乏良好的投资选择，尤其是在房地产低迷的情况下，二是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不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北京将GDP的8%用于社会保障计划，仅为日本的一半。如果分摊到人均，那就更低。
中共可能出于备战考量西方已越发警惕
更有学者表示，这可能是中共备战的一部分。可能是中共对极端情况，比如武装冲突的一种预想，因为它认为，保证制造业的自力更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共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减少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改为自给自足。
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则表示，中国转向考虑“备战”的产业政策“至少已经持续了8～10年”。
陈志武说，北京不适用纯经济术语来衡量“国力”，他们看重的是军事体量。“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非常重要。”他说，在中共的世界观中，消费是次要的。
西方商界人士表示，现实的对华贸易失衡情况比数据显示的要严重得多。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延斯‧埃斯凯伦德（Jens Eskelund）表示，平均欧洲对中国发送一个集装箱货物，中国就会向欧洲发送四个。
“我们看到全面产能过剩。”他说。
最近中共当局正在推动供应侧改革，包括合并低效国企，在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裁员。(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共被困在政治体系中无力增加消费
经济学家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放心地增加消费，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之后，中国需要加大社会福利项目和医疗保健的发展力度。但此类解决方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提振消费者信心，并且需要从已经枯竭的政府金库中提供大量新资金。
《金融时报》说，更大的消费也必然意味着减少制造业或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佩蒂斯表示，理论上，北京是可以通过取消中国对生产者的复杂补贴制度，转向消费。
但如果以大爆炸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将会增加，而整体GDP将收缩，因为制造商会受到影响。对于习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政治上更可取的选择。
“他们被困在这个系统中了。”佩蒂斯说。
尽管关于新增长模式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风险在于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可能会加剧中国的通缩压力，令私人投资者害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增长，还会损害全球的增长。
网络热议为何中共不肯为消费者松绑
《金融时报》的《为何习近平害怕刺激中国的消费》一文引发网络热议。New kite data创始人克里斯托弗‧鲍威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在社交媒体X分析说，他认为，现实情况是，习根本无能为力，做不了啥，也做不成啥。
他说，如果假设习完全同意转向消费经济，并希望增加社会保障网支出，以推动中国消费者减少储蓄，可以预测其结果是，除了一些省的养老基金已经破产外，其它的省也将在几年内破产。在医保和失业上也有类似的现实问题。
“对于一个赤字已经高达15%以上的国家来说，对这些计划进行任何实质性调整都将需要大量新税收或赤字。”他说。
“现实情况是，即使习真的想（促进消费），也会面临巨大的障碍，而现在习并不真正愿意，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本质。”鲍威尔丁写道，“这不是秘密，共产党人从来不关注消费者福利和自由市场竞争。不要指望他们从现在开始。”
《红色赌盘》作者、前中共北京政协委员沈栋（Desmond Shum）也在X上跟帖说，“如果北京要专注于消费，就需要重组整个官僚机构和相关权力结构。”
“有了权力基础，官僚机构也就有了嵌入利益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十年有数百万人因贪腐被抓之后，腐败在中国仍然猖獗。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自1949年以来一直存在。中共依靠这种基础来统治中国。”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