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北京开枪后，香港市民一直处在激愤之中，不少市民以罢工、罢课、罢市，来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失二千亿港币；地产物业的市值至少也下降二千亿港币。也就是说，仅是股市和地产，已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毛泽东思想，热爱社会主义中国，被成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聚会，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么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交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大陆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游行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枪”之后，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大陆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领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黄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答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领，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大陆来港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六四”一个多月后，我们征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干净。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是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墙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径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桥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午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棋，想借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桥牌队的队长须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他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后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拦到一辆车载他回来。我和聂卫平听后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后，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态度，我积极征求港方中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后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后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邓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后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江泽民，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排。他们见到了江泽民。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后来李后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不愿意再单独见什么人了，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江泽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借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后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六四风波中，香港新华分社与各中资机构的不少员工，参与、支援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六四后，工委讨论决定，不管是参加签名、游行、募捐等支援活动，“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训，不要求做口头或书面检查，并将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姬鹏飞很快通知我们，表示同意工委意见。四中全会期间，我向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又汇报了这个意见，得到他的同意，我们便向各单位做了传递，稳定了内部不安的情绪。
可是，七月间，我去北京参加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属单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检讨错误”的同义词。当时，北京从市到中央，从个人到机关党委，都纷纷在做“反思”，实际上在搞“人人过关”，大搞“秋后算账”。姬鹏飞已经通知我们，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见，江泽民也同意了，现在又要“反思”，出尔反尔，我沉默以对，不表示态度。周南见状，出面打圆场说：“反思一下有什么要紧，我们外交部党组也做了反思。”我点点头，表示接受。
回港后，在工委会上传达后，我表态说：“整个六四事件期间，我不止一次说过，工委在处理上如有什么过失，将来追究责任，你们（指其他工委委员）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实际上，也都是我做的决定。我们对下已经宣布对六四期间发生的问题，既往不咎，现在中央又要我们‘反思’，我考虑，我们没有犯什么错，但不‘反思’又不行，请大家考虑怎么处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传达，也不要求他们‘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责任还是在我，不要大家负责。”会议上发言的很少，最后结论是：“写一个反思吧！”把“写”的难题，交给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
我考虑了几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写”“反思”。佘也有个初稿。共同的意见是，我们没有什么错误要检讨，但作为教训入手，可以“写”几点“认识”。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港澳的支援运动，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对关于“动乱”、“暴乱”的定性，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采用了“北京风波”的提法。
这样，“反思”在工委通过了，报送给中央。十月，五中全会期间，姬鹏飞谈到工委的“反思”报告，竟说：“你们的‘反思’报告，写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七、八月间，港澳办一位干部私下告诉我，江泽民在工委的“反思”报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来，许家屯是‘右倾’，工作上应该调动一下。”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批示”送港澳办秘书处，还没有来得及送给秘书长李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人取回去了。什么原因，取回去的人没有解说。我相信这位干部送给我的信息。因为不久前，也是他告诉我另一件事：江泽民用了两天时间，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汇报的情况他不清楚。从这位干部说话的神情看，对我不是一个好的讯息。
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登上总书记宝座后，曾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两人谈得较融洽。他当时还同意工委的意见，六四期间，参加支援活动的港澳中方机构人员，不管情况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党的总书记，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决策。
从他听到李后、鲁平汇报后，他的态度有了改变。数次我去北京，我让秘书和他的秘书联系，要向他汇报港澳情况，他的秘书是他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以往对我态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书的电话，有事随即解决；可是现在语气变了，老打“官腔”，先是说江泽民日程排得很满，有空再通知我，随后便无音讯了。一次还罢，两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仅感觉一旦官做大了，人就变了，还预感江泽民对我的看法，也有变化了。
这位干部送的信息，证实了我的感觉，江泽民已给我“右倾”帽戴，准备“秋后算账”了。
后来五中全会时，我主动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缘起于此。
六四风波“稳定”后，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从单位领导人以至个人，都纷纷进行检查、“反思”，大规模地进行“秋后算账”。中共虽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实行“一律不咎既往”，实际上又不断施加压力，进行“算账”。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账”，香港只是个别清点。
港澳办在六月底，专门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开会，讨论六四期间，关于港澳报刊报导问题。我和张浚生商量，汇报时，突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虽然两报的报导有过分之处，但我们已经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后要“转变”过来，还是不能急，要逐步来，着重点还是要大家接受教训。
我和张浚生一同参加会议，姬鹏飞主持，港澳办、外交部还是那几位与会。中央对外宣传组负责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专门参加了会议。
一开始，曾建徽便责问：“《文汇》、《大公》怎么搞的？”与李鹏廿五日和见面时的责问口气几乎一样。朱穆之随即附和，指明要工委汇报《文汇》、《大公》的问题。
张浚生按准备好的提纲做了汇报。曾建徽不断插话，指责：“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骂自己共产党，实在不可思议！”我估计他们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等待他们提出“指示”。
张浚生汇报到工委的处理原则，转变要逐步来，不能急，要容许两报员工有接受转变、接受教训的过程，急则可能生变；并且也要让社会有个接受的过程。这是，我观察到曾建徽不断摇头。
我还是做了补充。一开始，我用的仍是对李鹏讲的观点：不能用大陆的标准来要求这两份报纸，更不能用大陆六四后的处理办法，来处理这两份报纸。六四期间，两份报纸的做法，也是不得已，当时香港社会上与报社内部，群众激动的程度，报社领导已很难控制。连我们工委也是如此。报社为了不被内外部群众冲垮，为了保留阵地，才做了权宜处理。我们应设想当时报社领导人的处境。我强调，处理《文汇》、《大公》，特别是《文汇报》，不能急，更不能用大陆的办法。（当时，大陆各新闻机构正在大搞“秋后算账”、“人人过关”活动，还把大批参加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记者、编辑，调职、撤换以至逮捕。）既然已将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础上，加强教育，逐步转变，，让他们有个接受教训的过程。
朱穆之、曾建徽经我这么说后，他们相互看看，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与会的其他人看来也插不上嘴，姬鹏飞也没有表态。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表示异议，我也就认为他们同意了。
朱穆之还是开了腔，他问：“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样的党报，怎么样？”曾建徽进一步问：“《大公》或《文汇》，改一份为党报，怎么样？”于是，姬鹏飞也加入了讨论。
我很不以为然。在香港办《人民日报》式的党报，不可能办得成功，《人民日报》海外版便是例证。鉴于当时气氛，不便反对，只好敷衍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他们也同意了，算是结束了会议。
回港后，工委讨论时，请两报党员社长、副社长杨奇、陈伯坚列席，传达后，大家都感到压力沉重，但还是坚持处理两报既要“转变”，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压的原则。“转变”则采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内外都能有一个可接纳的过程。要两报党内外工作一齐做。工委决议指定由张浚生出面告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有关北京和工委的意见，请他谅解，支持。
说服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过于心急，往往语不择言，矛盾缓和不下来。他本人情绪也不正常，时常和张浚生起冲突。有一次，他竟然对人说，准备随时被调回北京，开除党籍，坐牢。我为此特地找陈伯坚谈话，我说：“你在运动中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岁数已这么大，早该退休了。看破一点，了不起受点处分。这也许是我们这类人最后一次的考验，不要太紧张，还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华总社要他退休时，是我留下他到《文汇报》工作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犯了一样的毛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共进退好了。”不料一语成谶，我来美后，他也被解职调回大陆。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怅然许久。
陈伯坚和报社一些同仁，同社长李子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报纸每天要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北京有人瞪着眼，盯着看这张“共产党自己骂自己”的报纸，看你如何“转变”。变成几乎每天都有陈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爆发“文汇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张浚生在工委碰头会（每天的例会）上表示，有人报告说，李子诵某人和刘宾雁、陆铿、金尧如等一齐吃饭，商谈组织“文汇之友”，要《文汇报》“独立”，拉出左派阵营。什么北京不清楚，估计可能是台湾或某国，以台湾的可能性大。他还说，“文汇之友”已公开发表了声明，要《文汇报》“揭竿而起”，成为“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桥头堡”，情况显得很严重。讨论结果，一是要陈伯坚出面召开社务会议，争取李子诵参加，如果情况属实，要公开声明澄清。二是要报北京备案，以防真的“独立”了，不好交代。
陈伯坚立刻会报社开会，拟了“声明”，李子诵对“声明”有不同意见，陈伯坚便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通过了“声明”。李子诵不肯参加会议，以陈伯坚越权，非法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议为由，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是社长李子诵发的聘书）。
那天已经下午十点多钟，张浚生要求召开工委紧急会议，汇报《文汇报》所发生的事件，认为李子诵断然解雇陈伯坚，证明“文汇之友”的情况是准确的，如不相应采取措施，《文汇报》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讨论中，有人提出改组《文汇报》董事会、社委会，开除李子诵的一切职务。其他有关人员，也相应处理。但《文汇报》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这种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时之间，考虑不出更妥善办法，又担心不立即处理，第二天李子诵有进一步改变《文汇报》的行动，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断处理，但不赞同开除李一切职务。李子诵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文汇之友”活动他不是主动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解除他社长的职务，已无法解决问题，但要留有余地。我主张《文汇报》董事长职务不动，一切待遇（政治的、经济的）不变，得到大家同意。
我们又继续讨论了几个问题，包括用什么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诵的社长职务？有人提议：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较为缓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汇报》的股权如何转移给新华社指定代理人的问题。由于香港《文汇报》约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仍由上海《文汇报》所有，须与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支持转移过来。还有一部分由原总编辑金尧如名义拥有的，金尧如已离职，也要转移过来，以确保新华分社所拥有的股权。
金尧如参加了“文汇之友”的活动，有人主张撤销金尧如在董事会内的董事职位。我不主张牵连，而且必须召开董事会才能取消董事，新华分社不可能出面做这种事，因此处理金尧如的意见，未获通过。
有人提议报北京批准。我考虑时已夜深，又不能再拖，并且一旦上报北京，他们还可能说工委“手软”，应该要更严重的处理。我于是说，等不及了，我们报告备案就可以了。
最后，会议决定张浚生当晚代表新华社去文汇报社宣布决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诵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内疚，到李子诵家去做“工作”。我能和这位爱国、正直的老人说什么呢？我当时只能请他谅解，请他保重身体，建议他外出休息，如去大陆，我愿意代为安排一切。我真诚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产党的朋友。”（当时，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
我对李子诵很抱愧。特别是，当后来知道，“文汇之友”活动真相，不是那回事时，更感不安。现在乘此篇幅，谨向李老道歉！
七月上旬，姬鹏飞专门召集、主持了一次讨论香港“六四”以后形势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港支联”的问题。
香港支联会，以香港激进民主派为骨干，以司徒华、李柱铭为首，他们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门爱国学生运动的机遇，建立了“支联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一个以中右为主，综合左、中、右的统战型的组织，其领导权掌握在激进民主派手中，当时几乎网罗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团体，也包括不少原来对政治比较冷漠的中间性社团，甚至还有部分左派组织。他们在六四事件中，对北京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策略，呼唤要“打倒邓、李、杨”、“打倒法西斯”，声明不承认“李鹏政权”的合法性，誓不与“李鹏政权”交往。
会议上，北京认为这是一个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组织，是西方某些国家和本地反共势力结合起来，企图将香港变成反共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国予以“取缔”。姬鹏飞同意李后的观点，“对英国政府纵容港支联的做法，我们要进行交涉，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港支联的注册，取缔港支联。”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会上我们分析，据我们情报部门了解，支联会确有少数人利用这个组织进行反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些少数人当中，有外国、外方势力的代表，想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的反共颠覆基地，广大群众出于义愤，参加活动，跟着喊了些过激的口号，我们应该采取分化、争取的政策--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我们同意采取由英国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缔“港支联”。英国法律是禁止颠覆英皇的。在香港公开号召颠覆中国政府，打倒中国政府的口号，我们可以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但估计英国接受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今后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变成反共颠覆基地，我们认为历来就如此，现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这次运动，把过去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化。情报部门已经初步了解，大陆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联帮助他们，不但出钱，还有专人在进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这位“专人”的家中，然后取得外国签证，离开香港。这样一些少数人，是重点打击对象。
会议中没有对工委的分析再进行讨论，结论是要向英国政府交涉，“取缔港支联”，并经过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这个组织，取消这个被某些势力利用，以香港为基地，意图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会议还对恢复基本法起草活动，听了李后的发言。李后根据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现，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须增加防止颠覆政府活动，以及紧急时期实施戒严等内涵的意见。与会者没有异议，也通过了。
会后，外交部和香港新华分社，分别向英外交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缔港支联的交涉。我们还在香港进行了舆论上的“攻势”。英国政府则以港支联注册，不违反香港法律为理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此外，我们说服了一些参加港支联的左派和中间派社团，退出港支联。有些中间派社团，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联，这对港支联而言，只是“削弱”了一点。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艾中的文章，题为《一国两制，不容破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事，感到很突然。查问后知道文章是港澳办起草的。香港社会对这篇评论反应强烈。我感到文章有两处不妥，一是公开了少数人企图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反共基地的内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词，引导人们认为：在香港凡参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人，都想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打击了一大片，广泛树敌，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极不策略。
第二，几乎是公开点了李柱铭、司徒华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公开视二人为“敌”，非但不能孤立他们两人，且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还造成以后无法接触这两个人，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这两个人的立场，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做为今后政治斗争的对手，我们应该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后，他们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采用了过激的策略，当前，和他们斗争成为主要的一面，现在这样公开点名，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了，也是过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虑先设法澄清第一个问题，须向香港社会做些解释的工作，设法冲淡一些《人民日报》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应，把多数和极少数分开，澄清“反共基地”与多数人是绝不相干的。我立即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重点阐述这一观点。写完后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报》发表，结果李后传话来，只同意在《了望》杂志上发表。当然，这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维持《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并不大。
“六四”后，我与司徒华、李柱铭私下有过直接、间接接触，当时目的是为了留有以后恢复合作的余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会赞同，并且事前可能会组织，事后可能“记账”，如不立即批评的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港支联“取缔”、“取消”的策略方针是错误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个错误策略，不仅“九七”之前无法达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届时采强硬措施“取缔”，不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进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也会使特区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地位，损害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争取大多数，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大陆本身的不断改革开放，时间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大陆关系的日渐密切，实现这一方针、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错误方针、策略的制定，我是参与并同意的，我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