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我们这一代人遭遇的最重大事件，那时我们正当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我们的人生观和政治观是由文革塑造的。如今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然而，文革中所经历的一切依然是我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可以说不管是否亲历，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文革，但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革是怎样运作的，为什么会如此运作，我们这些亲历者当时毫不知晓，后来虽然也曾思考探究，但并非理解通透。文革之后出版过很多有关著作，读过后脑子里仍然很多的“为什么”。
宋永毅教授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这部著作，为我们理解文革中的“为什么”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都知道，文革荒唐透顶，而且是从上到下全社会的荒唐。可是文革为什么会那么荒唐？设想一下，有一个封闭的群体，比如说一个“人民公社”，其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主事者皆由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担任，公社里的全体社员身体和精神都毫无自由，不得不遵从这些人做出的各种荒谬规定，而且还必须绝对服从。这样的一个公社里会发生什么不难想象。很不幸，那就是文革中的中国，整个中国社会当时就是在几个掌握最高权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控制之下，自愿或被迫做着种种荒谬绝伦的事情。
宋永毅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以当代历史学研究言必有据的严格规范，为文革政治开出了一份病理学分析报告。
病人治国
关于文革，迄今已有大量史料，包括相关文件、回忆录和各种学术分析，光是铺排、分析和研究这些资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宋永毅的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他给主导和影响文革走向的重要人物一个一个地开出精神体检单，很多“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就从病理分析中出现了。
此书共九章，前六章就相当于六份病历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各占了一章。这六人地位遭遇虽然不同，却无疑是文革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中有些是主动的，如毛泽东，有些看上去是被动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文革中专门整人的如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有些是专门被整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既参与整人也被整的，如周恩来；这些人都曾经是“亲密战友”，刘少奇和林彪都曾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江青及张春桥则是毛泽东后期认为是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人。然而，这六个主导和影响文革政治走向的人彼此之间并无互信，也不敢互信。
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在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里，能够比较放心地信任的，只有自己的配偶。书中第七章，“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分析了这一特殊的变态政治关系的影响。
在这部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分析，对文革中很多关键性转变点及其“为什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本书对文革研究的重要贡献。
比如，我们都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权力危机感，他要清除刘少奇以及其他元老们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他要整曾经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还要整彭德怀、贺龙等对他了解很深的元老，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且必须让他们死在自己之前。这种狠辣之中不乏毛泽东精神疾患的因素，他的多疑，他的情欲，以及他昼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对思维与情绪的影响等等。他其实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刘少奇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革牺牲者。宋教授对文革前四清运动以及刘少奇王光美夫妻政治的论述，证明了刘少奇对文革之运动方式及走向的巨大影响。只有充分认清了这种影响，才能看懂毛泽东的多重文革动机。对刘少奇作用的分析，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大亮点。
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
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
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
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分裂人格周恩来
关于周恩来，这些年已经有一些解密文献、回忆录和研究专著，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民众心目中“敬爱的周总理”形象。周恩来为自己创造的公众形象是“人民的好总理”，是日夜操劳，忍辱负重，爱国爱民，死而后已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形象。周恩来死后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是中共执政后仅有的一幕。我还记得当年看那部纪录片时，电影院里一片泣声。我听过一些老一辈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谈周恩来，全都是钦佩和崇拜的仰慕之词。直到文革结束，周恩来留给我的唯一疑惑，是他叮嘱把骨灰撒到江河里的遗嘱。这是为什么？真的只是出于对祖国大好江山的热爱吗？
现在我们更有把握的判断，是周恩来知道，他身后必定引起异议和争议。
如今已经有大量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老干部，几乎都是毛泽东示意，周恩来动手。周恩来以忠心耿耿的表面形象，实施了打手的功能，毛泽东要整人，甚至要致人于死地，是有目的逻辑的，而周恩来忠实执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他没好处甚至有伤害的事也做，而且做足。他在有关处理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刘贼可杀”，可谓面目狰狞。他背后的“冷面杀手”形象，与公开的“和蔼可亲”形象判若两人。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周恩来的分裂人格，一种精神疾病。宋永毅详细地讲述了周恩来分裂人格的表现。
这种分裂人格的另一面，是“人民的好总理”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对我来说，周恩来这一章令人震惊的还不是那些坏事，尽管那些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坏。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完美好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中共那么多老一代革命干部，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表面上那么好，背地里那么坏。即使毛泽东都做不到，十里长街送的只能是周恩来，不可能是别人。
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制度决定人格，还是人格决定制度
宋永毅教授的这部病理分析，呈现了文革中主导中国的那几个人物的变态和病态。如此看来，文革之荒唐，民众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困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索：文革政治的病态，是他们亲手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造成了这些人的精神变态，还是这些病态的人驱动了这个制度的运行？
这也许是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法直接地回答。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未来，思考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那么，探索文革政治病理学的机制，仍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课题。记录和传递文革记忆，探讨文革的渊源因果，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人的职责。期待更多的人来参与，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