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往事：“我多次看到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当时50多岁，他从来不跑，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梅贻琦传稿》中记录梅贻琦曾经对友人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的，所以只能离开。”
有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在李大钊陪同下，陈独秀坐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1933年陈独秀第五次入狱，被判刑八年。南京老虎桥监狱不许他读书看报，不许探监。陈独秀暴跳如雷，大声抗议。典狱长说：“对你就要这样收拾，你想搞乱青天白日的天下，这就是后果。”陈独秀闻听破口大骂：“我操你妈，不取消三不准，老子操你们这帮狗娘养的！”监狱方最后终于让步，陈独秀就把牢房当成了图书室和会客室。他跟刘海粟谈艺术，跟好哥们谈女人。比他小29岁的妻子潘兰珍来探监时，竟留宿不走在牢房里过夫妻生活，典狱长为此请陈独秀表弟濮清泉传话让陈独秀“自爱”。
汪曾祺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后，下放到沙岭子农科所，所长心地善良，待人宽容。按规定，右派分子春节不让回北京，所长怕汪曾祺和另外几个右派每逢佳节倍思亲，心情难受，就把他们叫到所长办公室，关起门来打麻将。
“文革”初起，侯宝林被打成黑帮，造反派通知要批斗他时，他穿着黑色长袍来到现场，被押上批斗台。造反派喊：“打倒侯宝林！”他应声而倒，趴在地上。造反派斥问他：谁叫你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是响应你们的口号，自己先倒。
文革前，侯宝林为毛泽东说相声时，办公厅的同志认真规定了侯宝林与毛主席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以免毛主席仰头看他，造成颈椎疲劳；也不可太远，影响观看效果。每次演出结束，毛主席照例要与演员握手，办公厅的同志交待侯宝林，一定要掌握时机，不要让毛主席站起来，要看准时候，在毛主席欲起未起之际抢先一步，与毛主席握手道别。
少年梁启超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路过武昌时，特意去拜访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名片帖上的署款是：“愚弟梁启超顿首拜。”张之洞看见落款后大为生气，心想：你小小年纪，又是一介布衣，竟敢如此狂妄，与本官称兄道弟，看我如何羞辱你，便出一上联让门子送到门外。梁启超一看，写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启超看罢，当即以下联回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张之洞一看，惊叹不已，知来者不是凡人，立即整装迎出大门。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老虎吃错人》写成后，征求家里人意见，大家说“还不错”。两个孙女儿在旁边大叫：“让我们也看看！”汪曾祺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双手将稿子捧了上去。孙女卉卉读，因为还不大识字，磕磕巴巴；外孙女方方听，忍不住吃吃地乐。老头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听着孙女把他的文章读得这样认真，很是感动。好歹读完了，他挺谦虚地问：“还行吧？”卉卉果断地回答说：“不怎么样！”方方立刻响应：“就是！”两个小女孩认真诚恳地替他分析文章为什么“不怎么样”：1、中心思想不突出，老师说，一定要在第一段把中心思想表达出来，可是你没有；2、段落也分得不好，该分段的地方又不分，不该分段的地方却又分了；3、乱用标点符号，那么喜欢用句号，肯定要扣分！所以，你这样写文章是不符合我们老师要求的。方方宽容地说，这篇作文充其量最多只能得一个“二类中”。他问什么叫“二类中”？卉卉解释说，70分左右吧！一位“著名作家”的文章被两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判定为“二类中”，汪曾祺非但不恼，反而挺得意，说：“行！好歹还及了格，这就不赖！”
1964年京剧《芦荡火种》的剧本即将出版，改编者的署名排序是汪曾祺、杨毓珉、薛恩厚、萧甲。汪曾祺排在第一，因为他是主要改编者。到了后来，京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署名就只剩下汪曾祺和杨毓珉，这是江青的意见，江青说，薛恩厚是党委书记，什么都挂名那还得了，副团长萧甲见状，也自然退出。
当年反右时，有个人批判启功先生很积极。后来见到启功先生，觉得很惭愧。启功安慰他说：当年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翻译家傅雷不是体制中人，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出版社感念他的艰难，想替他出版译著，但碍于他的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遭到傅雷断然拒绝。他说：译著署名，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就要我改名出书，这种事我不干。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拿走了事。
1962年，杨振宁和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国内的事很少知道。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有水灾和旱灾，动辄就死去上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等于3，什么玩意儿？伪科学！陈闻听，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也是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檐挡了他一下，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1960年代有段时间，社会上到处都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上的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两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2021-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