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二者是不同步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在一边。
从涅恰耶夫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政治上的轻率与摒弃道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放弃自我完善的道德沦丧找到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怪不得还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称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遍的流氓”。
广场式的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很容易造成更纯朴、更敢作敢为的印象，对于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来说，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灾难和外部的强力联系起来，对于现状总是存在着一种绝对完整的观点，这种心理习惯于推卸掉个人责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中快速翻身，于是“印象主义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离开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热的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激进派，而这些人恰恰不是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
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象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
▌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俄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凡是那些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都被认为是“书呆子气”，这也是区分政治激进派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重要标志。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这是一个规律。
早在1917年时孟什维克李伯尔就说过，不是群众追随政治激进派，而是政治激进派追随群众，他们没有任何硬性的纲领、没有底线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们往往对工人说，他们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而政治激进派却对他们百依百顺，我认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纲领有原则的人，而那些没有纲领、赞同人和群众口号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
其实，谁都知道“革命”这种宣传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颠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后，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权威和规则，而且是更严酷的更铁腕的统治，否则道德沦丧的恶果很快便会降临在“以恶达到善”的弘扬者身上，因为如果任其泛滥，每一位宣扬者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个人的道德素养、自我完善、操守品德与社会运动不能脱离，很难设想一个缺乏高贵心灵、在日常琐事中没有“向善”的道德低劣者，可以为了崇高信仰不惜牺牲个人，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倒要怀疑目的真实性了。
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法则，即使达到了目的，“向善”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社会”即便实现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俄国革命导致原来知识分子最为称道的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国积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坝顷刻间坍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们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最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随后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
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看起来转化为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
存在的只有两种可能：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在民粹派“为民谋幸福”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种手段，人民根本不是社会的主人。
但更可怕的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
道德虚无主义者在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后，就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非此即彼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大家都在比谁比谁更流氓，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