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阶层政治观中特有的、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导致了他们道德上的堕落和政治上的激进。即便在马克思那里，宗教也被称为“无情世界中的感情”，是它护卫著俄国人的心灵。
宗教除了是世界观的基础以外，还有舒缓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慰藉心灵、约束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的作用，在天气寒冷、地广人稀，一直具有村社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传统的俄国，宗教更是不可替代的，政府调控只能约束社会外部表征，真正在人们心中制约魔鬼般贪婪的是宗教。
同时宗教也是转型期社会中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环节，搬去彼岸世界这块石头，“世界观的整个建筑就被破坏掉了”。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原因所在。
1861年大改革以后，民粹派倡导的道德虚无主义的宣传是俄国精神面貌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特征，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中推导出来的对民众的主观利益一面倒的呼声，并对它加以神化，得出唯一的结论是：人的最高任务是服务于民众。它的最大误区在于：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的唯一幸福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主观需求的满足，因此俄国知识分子被要求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改善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业，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罪恶，理应被清除。
这种思潮指导著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和价值评价。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是：革命者是注定要死亡的人，他们没有一切个人的利益、没有个人的事业、情感、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们所拥有的只有一种事业、一种思想、一种狂热：革命。
革命者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绝交，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情感绝交，他们厌恶这个世界的一切创造，一切科学，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科学，那就是——摧毁。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
民粹主义的整体利益说教、道德虚无主义、政治狂热、形而上方面的无原则等等，要求实质上最为苛刻的认真态度，表面上看都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具有强大的心理兼容性。导致的结果是俄国知识分子与严格的创造性的准确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格格不入。
如果要说总结的话，整个俄国的思想发展史被涂上了一层“道德功利”的色彩，思想家们在思想体系中寻找的并非科学的真理，而是对于生活的裨益以及所谓表面上世俗的“成功”。
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仅仅基于特别实用的层面，对民众的教育仅仅作为改造他们生活的福利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俄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思想逐渐枯竭干涸，他们道德之源汇入了社会主义和革命性的河道，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革命者要消灭妨碍它达到目的一切人。
涅恰耶夫的《革命教义问答》就把人类积累数千年的道德标准作了颠倒的扬弃，“革命者唾弃当前社会道德的任何动机和反映”，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涅恰耶夫道德判断被后人继承，例如托洛茨基就认为，争夺权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拿敌对国家的资金、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同时赋予它拯救世界使命感的耀眼光环。
《革命教义》首先不但违背了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教义问答》中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而且就是从做人最底线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把恶事做绝滥杀无辜的人同时又是担当着拯救世界使命的人？
道德虚无主义的结果是犬儒主义大泛滥，人人以争当“小人”为荣，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与其革命地打烂旧世界，不如直面个人的灵魂，从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自我完善。早期的高尔基也曾认为：“政治就像坏天气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治变得高尚，就必须有文化工作，早就应当往凶恶的政治情感方面投入仁慈善良的情感了”。
▌反文化、反财富
俄国文化中重体验不重理论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实践的世界观”。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反叛在现实中的表达顺序为：首先对旧世界的“恨”先要表现为“自责”、“忏悔”与“赎罪”，其次表现为“人民崇拜”、“苦难崇拜”，最后达到走向破坏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