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花生禁令
4月底，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天气已经暖起来，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时候。种植户张立奎却在自己的田地边无所事事。
准确地说，这片地是张立奎租的。他来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几十年花生种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户就几十亩地，想包也不连片。”而内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积广，沙土地适合种花生，承包价格也更便宜，“耕地单价700～800元/亩，林地500～600元/亩，吉林老家的单价都在1000元/亩以上。”
租约早就签好了，张立奎也早早就为春耕做了准备。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又抵押了家乡的土地。从吉林的农商行贷款20多万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设备、种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过年后启程赶往通辽，却迟迟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内蒙古春耕的忙碌时节，农民们忙着在地里给新种的幼林浇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发布了一项政策：2024年全旗范围内禁止种植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涉及各类经营主体流转的耕地，也包含了张立奎一家租赁的林地。消息一出，张立奎妻子气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诊所打吊瓶。张立奎还挺着，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大老爷们儿”的本分，另一方面，他还寄希望于租土地给他的当地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按照自然规律，花生的播种最迟在“五一”假期后就得开始，持续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没松绑。
自今年2月以来，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柴达木嘎查（村）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4月底，他开车带着本刊记者在连片的农地边转了一趟。随处可见农地边的杨树上贴着禁止种植的告示，醒目的红色粗体字昭告着通知的严肃性。一路上响起几次电话，都是村民们在向他问询。花生不让种植后，外包土地的村民们都陷入一种纠纷——吉林租赁户喊着退钱。“咱这边地广人稀，土地流转承包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我们村大概1/3的农民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李七英说，而花生是近几年最普遍也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科尔沁这边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种传统作物玉米，亩产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购约1.1元/斤算，只能卖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块钱”。但如果是种花生，亩产700斤左右，按收购单价超过3元/斤算，利润能有1500元/亩。
李七英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算账：如果不让种花生，耕地承包的单价要下滑300元/亩左右，林地更几乎没人会承包了，农民们每年要少600～700元/亩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来得比较晚，很多村民租赁土地的合约早在过年前就已经签订了。“现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钱，但各家有各家的开销，钱早花掉了，哪有钱退？”
广袤的土地是内蒙古独特的资源，也是张立奎等外地承包户离乡背井，拉着大型耕种设备，住进集装箱板房，在这里劳作的原因。农民们期望土地能产生财富，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作为土地更高层级的拥有者，政府对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有着不同于个体家庭的逻辑。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时节，与科左中旗相邻的开鲁县被曝出村镇干部阻碍承包农户下田耕种、增加承包费的新闻。事件经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后逐渐明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态，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农户“包荒开荒”，一些在国土部门地类档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质的土地被农民们承包后一步步开垦为了耕地，后者在国土调查中被认定性质变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费的说法。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林地何来
希伯花镇之名在蒙古语中意为“长满牛蒡草的坨子”，意指这里曾经是牛羊遍布的科尔沁草原。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内的整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土地沙化后，当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称为坨召地、坨子地。他们是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绵。“一到大风天的时候，大风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动起来。”一名老农户回忆。
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北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统称，这个横跨整个北方的防护林工程体系，集中涵盖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科尔沁沙地是造林重点。它横跨三省区、涉及面积7760万亩，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也是这沙地环绕的一部分。
要种树，劳动力从哪里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他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前十年起步阶段，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最早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马不久，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
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的林地也就是这么来的。整个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后大力推开，在柴达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积有2万亩之多，相当于3万个篮球场、半个香港。这么大的工程，只有发动群众之力。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李七英记得，政府提供了种植的杨树树苗，按网状格子规划了种植面积，将造林任务均分给村民，家家户户都被发动起来。在此之前，村里刚刚施行了包产到户，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称“口粮田”）和粮食，只能勉强管饱。造林被村民们视作增加土地种植面积的一种方式。在树木长得足够高之前，林间的土地可以用来种一些粮食作物，相当于多了一点“口粮田”。李七英记得，当时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利用林间土地来种植一些农作物，前后种过玉米、谷子、荞麦等。但这类林地可用于种植的时间不到10年。“等树长大了，遮阴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干不了了。”李七英说。
柴达木嘎查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为“禁种”之事烦恼
要在广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并不容易。1999年后，通辽启动“5820”工程（5年时间在8个旗县造林20万亩），开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资植树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许文丽来到这里，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亩、10万棵的速度，用10年时间造出3万亩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万棵造林工程最后只存活了6万棵。许文丽告诉本刊，对于没有造林经验的人来说，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电、浇水、除草，林间密度怎么排都是问题。2001年他们就投入了600万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万”。几年下来，一起招商过来的7家公司都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造林高度依赖于植树者的自驱力，而后者取决于林地能带来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说，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现在都机械化了，但那时候要靠人力把地垫平”，否则沙地水流容易渗透汇聚到地势更低的地方。其次是开沟，人工要用铲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种树的沟来。有时候还没等到浇水，五六级风一刮，早上开的沟，下午就刮平了。村民们要趁着间隙种上树苗，树苗之间株距1米、行距6米，一亩地才种上100多棵。
树苗种完了，难题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科尔沁还有一定降雨，降水一来，沙地会很快长出一批嫩草与杨树争抢水分。农民们就要拿着锄头抓紧时间去铲镗抚育，将青草苗子挨着铲出来。“那时候没农药，全是一点点地刨出来。下一场雨就得铲，一年得铲个三四遍，一茬茬铲。”李七英说。浇水也必不可少。种树一年至少要浇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袄似的，一浇就冻不死”，开春后再浇水一次做“解冻”。在树苗幼林时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态。
由于近年来降水减少，当地村民习惯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虽然繁琐辛苦，但在政府补贴和“多囤点地”的激励下，村民们的造林积极性很高。到2000年，柴达木嘎查2万多亩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顺利完成，树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个通辽也在这时候完成了生态的逆转。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显示，“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范围内的沙漠化面积已减少了1200万亩，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科尔沁沙地唯一出现了治理大于沙化的总体良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