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来》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组织‘五一六’的名”。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份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
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像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
六、为周辩护无法自圆其说
为周恩来辩护的论调很多，但都是浅尝辄止，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经不起分析和追问。
1、有人说，周恩来紧跟毛泽东，是因为他把毛视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错误决策、甚至对自己也猜忌整治时，周仍然认为毛的领袖地位是无可取代、不应替换的，因此只能在维护和服从的前提下徐图改进。简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在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作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周在晚年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无论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革命理想都无法为之辩解。且不说周在其他“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时落井下石(起码也是同声附和)，连邓小平也要指其“违心”即违反道德良知--这还是根据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道德准则;甚至就连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视为德政善举之事，其实往往也经不起推敲。
试举一例。《晚年周恩来》里写道，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许多高级统战对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此举历来被人称道。但是，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一般人在评价他人时，免不了以己度人。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我们当年都热烈地崇拜过毛，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追随过毛。于是我们很容易假定当年的周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和周的处境迥然有异。在极权主义的洋葱头中(借用阿伦特的比喻)，越是处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处在外围者越是轻信。我们以前拥毛拥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讲到农村的贫穷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不消说，“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是极权制度谎言体系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构建者。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顺便驳斥“人民的好总理”这一神话。只要我们想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都发生在周的任内，想到这两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所谓“人民总理为人民”之说就不攻自破了。辩者会说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终维护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担罪责。我们可以承认周并非不想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是，在“人民的好总理”那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补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谓“顾全大局”中的“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谓“相忍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让位，不能不靠边，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
2、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这话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毛大发雷霆之怒。本来站在反对者一边的周立即转向，并劝说那几个老帅副总理低头认错。于是，“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
为周辩护者每每强调周的尴尬处境。他们说，在当时，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对毛是不行的，毛发动文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顺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非上策--何况毛还要硬拉着周下水，君命难违;所以，周只好积极投身其中，在顺从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图起到某种缓冲或制约的作用。所谓“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并非放弃己见，一味顺从，而是避免正面冲突，以柔克刚。
这种辩护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辩护者未曾意识到，当他们在如此辩护时，他们已经承认了毛是暴君，承认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权，高度独裁，承认了在这种制度下，连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都毫无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地狱是谁们建造起来的呢?
赵无眠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给周恩来辩护的那套理由和逻辑，也完全可以用来给汪精卫辩护。汪精卫也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为汪辩护者也可以说，没有汪伪政权作缓冲，沦陷区的人民会更受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一点汪精卫可以比周恩来更理直气壮：毕竟，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他汪精卫扶起来的，日本人入侵中国不是他汪精卫领进来的，大片国土也不是在他汪精卫手中丢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泽东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来却负有极大的责任。
当然，为周辩护者可以说周当年为中共打天下和拥戴毛成为最高领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义;等到日后清醒过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顺守之道，勉为其难。问题是，周对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彻的觉悟?
大陆学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的一批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汇编成册，重新出版，取名《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李慎之先生在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写道：
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
李慎之承认自己骗了人(严格说来，李要算受骗者，以他当初的年轻与天真)，可是谁骗了李慎之呢?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难道能不包括周恩来吗?微末如李慎之等，对中共暴政的建立无关紧要，或许是不配忏悔的，周恩来也不配吗?
李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共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经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眼里噙着眼泪。”
我并不怀疑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只是，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联动分子就公开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个老帅副总理就大闹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不在于否定文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去否定。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无疑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不同的路线确有高下之分，绝非半斤八两;但不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周的路线或刘的路线，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恩来象陈独秀或李慎之那样大彻大悟，回归基本人权，回归自由民主。今天仍为周辩护者，不可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七、周恩来为什么不留遗言
记得在76年“四五”悼周运动中，一份题为“总理遗言”的传单流传甚广。这份传单的文字不长，其中要紧的话只有一句，那就是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汹汹，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份“总理遗言”表达了人心的不满，可惜只是伪造。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周恩来临终并未留下遗言。但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留下遗言呢?
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西方有句谚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写道：周恩来卧床不起后，与周恩来相知最深的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医院看望，守在床边和他长谈。“尽管周氏对他内心的伤痛绝口不提，但是叶剑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为此，他曾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好笔纸，说：‘总理原则性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然而，一直到最后，周恩来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邓颖超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在心底了。”
上面两段记叙表明，周恩来死前没留遗言绝不是因为没话可说，更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说之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倾诉衷肠、一吐为快的充裕时间和安全环境。象刘少奇、彭德怀，象斯大林大清洗时的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临死前连留下遗言或遗嘱的机会都被剥夺，自不待言。布哈林很聪明，在被抓进监狱前就感到凶多吉少，命在旦夕，因而秘密写下一封《致未来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记在心里，总算留下一封遗书。周恩来临终前的处境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偏偏是一句话也不肯留下来呢?
这件事反过来想想就不难明白了：你叫周恩来留下什么遗言才好呢?
叶剑英希望周恩来能说出“对中央里的某些人”的看法。可是周恩来的圆滑或曰圆熟之处正在于，他从来就是脚踩两只船;虽然是一脚重，一脚轻。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政治倾向性，但是你很难从他那里找到可以攻击的话柄。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们当然是反感的，可是他知道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不能让自己站在毛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他要给自己留下余地，所以他至死也不肯用明确的语言说江青和张春桥们的坏话，以免留下把柄。
叶剑英还希望周恩来讲出自己心中的委屈。可是，周恩来有什么委屈可讲?所谓委屈，就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不公正对待;委屈是建立在某种公正观或正义感之上的。没有了一定的公正观或正义感，连委屈都无从谈起。罗瑞卿长期充当毛泽东的打手，整彭德怀时跳得很高，后来自己被打倒了感到很冤枉，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彭德怀住隔壁还委屈地说：“怎么能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罗瑞卿一介武夫，头脑简单，总以为别人挨整都是对的都是该的，只有自己才是给整错了冤枉了，所以他要鸣冤叫屈。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明白人，他知道先前那些挨整的差不多都是冤枉的。这中间哪有公正可言?既然周恩来早就接受了这套野蛮残酷的丛林原则并且多次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深知这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因此当整到自己头上时，他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他连抱怨都没有资格抱怨。除非从头否定，包括否定自己。在抱怨的同时首先要忏悔。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风吹，平反的平反，摘帽的摘帽，虽然反右这一段留下一节尾巴，硬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但明眼人都知道邓小平是在死要面子，心里头未必不明白。邓小平能想到的问题，周恩来就想不到吗?只是周恩来没有机会纠正毛泽东的罪过并顺便洗刷自己的罪过，所以他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思绪中无法解脱。
另外，我们也可以怀疑周恩来是否具有否定自己的勇气;再说，周恩来临终前，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还恐惧得很，唯恐自己死后毛还不肯放过，唯恐别人在自己脸上画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还能留下什么遗言呢?正因为心事太多，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所以到头来只好选择沉默，选择无言。
也许，周恩来临终前并不曾有过比较深刻的反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长期陷于繁琐的事务，更由于长期身处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恩来早就费尽心机，精疲力竭，无暇也无力再进行超越性思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紧锣密鼓的情势下，周恩来很可能忧谗畏讥，被恐惧所压倒。他不知道民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国人不满于文革、甚至不满于毛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周恩来多半没有料想到他的死竟然会点起一把天安门的熊熊大火--否则他就不会在临终前还那么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了。1978年6月，大文豪郭沫若寿终正寝，临终前嘱咐将骨灰撒在大寨。那已经是什么年月了?他还以为大寨红旗不倒，真的会飘扬千秋万代呢!亏得郭老还是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些大人物的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实在不可低估。
《晚年周恩来》里还写道，周明知江青一伙炮制的给刘少奇定案的材料不实，存有不少疑点，起初他也对之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但是后来禁不住压力，担心毛不会放过自己，还是在材料上签署了附和的意见。九年后，周的遗孀邓颖超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为她丈夫当年在刘少奇一案上的所作所为作过这样的开脱：“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这意味着，周非常明白，如果毛下令打倒周自己，不管提出的罪状多么虚假不实，其他同志举手附和、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之中的，“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易地则皆然--“顾全大局”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