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问题，能不能说“没有十年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得益于比较社会主义体制的观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些外国学者就论说：邓小平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大彻大悟（今天看起来更显得是如此），决定性的来自于他们本人及家属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无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体制和政策折腾得乱七八糟，也许中国就和苏联一样，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续下来。可是十年文革这种翻天覆地的冲击，令那套传统体制没办法照常规支撑下去，改革开放于是就成为高层的明智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走出一条不同于它的姊妹国家的半资本主义道路、主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功不可没——物极必反。
第九个问题，缺乏强韧法治体系的政党或政权内部进行严酷的清洗——不论用什么术语去称谓，比如说“吐故纳新”、“党内斗争”、“争权夺利”、“窝里斗”等等，并不是中国的独家传统。仅仅就执政的共产党体制的范围里看，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高棉短短的几年在台上、朝鲜自从1940年代后期至今，皆有类似现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泽东统治的最后期。那么，这些中外党政军体系内部的“吐故纳新”的相同和相异是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以上诸问题的精髓。
以上的九个大问题都是浓缩过的，每一个都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子问题，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包括笔者本人也无法解答很多读者和文革课堂里学生们提出的相关探问。香港的大学生们十几年来，每年都抱怨上笔者的文革课程要读那么多的中外文书籍和数码资料库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发行的全套资料库），还有好多具体问题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关中国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2008年11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当时笔者在北京，研讨会上学者们感叹，“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没有丝毫迹象会发生这样的公开档案的大好事。
香港虽然几十年里一直是全球有关文革的中文资料的出版发行重镇，然而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曾经发表过文革的回忆录。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影响我们把以上整理的毛泽东之“梦”的大致内容，作为对照的一面镜子，再把当今的“中国梦”之官方版呈现的内容，作为另一面镜子，仔细看看这两面镜子之间，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种细微的程度。正如在本专栏上一篇评论里所说的，经过这样的对照，从两组要素（两面镜子）及其延续和演变，我们才可能理性地回应那个“文革是否再来一次？”的沉重提问。
（三）
现在笔者把前两篇讨论的毛泽东之梦作一总结，可以把其中的诸多要素归纳成三大单元。第一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社会”，第二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三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三大单元的构成要素是我们展望未来的出发地。
非同寻常的中国社会
先看第一大单元：此处的“中国社会”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和文化教育领域。在毛的设计图里，理想的中国社会是全民皆兵、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对毛泽东之梦的这个部分，林彪把握得最贴切，所以从1960年代初开始，林就反复宣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解放军，人人都要像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中共中央批示，1960年12月21日》。丁按：这是毛对该年10月20日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高度赞成和全面推广）。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的试验，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期已经着手，经济的崩溃使之半途而废。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该试验又被提上桌面，“五七干校”、“大寨样板”、“大庆样板”等都与之相关。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其物质基础当然是指令经济，所以它应该被视作“军事共产主义”体系的落实。中共执政后毛一直试图把国民经济推向这个轨道，考虑以配给制取代工资制，却因预算太高未能付诸实践（参阅毛亲笔点评和推荐的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文革中毛多次告诫：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让它无限期实施；商品经济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必须予以限制。指令经济下的中国当然无法和世界贸易体系连通，所以毛督促全国“自力更生”。至于文化教育领域，毛更不想中国交流外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修正主义的（苏联东欧），都必须彻底扫除其影响。
当今官方版的中国梦里，有多少上述“毛梦”的要素呢？让全国人民服从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显然是历届政府都愿意做到的。不论是以“维稳”的名义，还是以“平安中国”的名义，更遑论眼下国际上议论纷纷的“数码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的管控模式，都旨在把民众的言行约束到整齐划一的程度，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灵活性有些差别（Samantha Hoffman，“Managing the State：Social Credit，Surveillance，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JamesTown.org，17 August2017）。在文化教育领域里阻隔外国的影响，当今的中国梦里只有一半的“毛梦”，即反对“普世价值”。教育上中国关不住大门，作为全球外派留学生总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延续已久，还会保持多年。实施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当今延伸下来的只有其中一块，即关系到强军的战略资源和保证政权永固的支柱产业。换言之，“国计”的一块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延伸，“民生”的不再是。
小结：“毛梦”里的中国社会设计，连接到当今中国梦里的要素，尚不及一半。即便未来十年形势更为严峻，也不会超过一半。我们只要把毛的“五七指示”等文本和毛的几次试验与当今中国社会两相对照，以上判断就能站得住脚。
中国全面对抗世界
再看第二大单元：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日益强化的一个信念，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从莫斯科转向北京，毛是共产主义谱系的第三座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座，列宁斯大林是第二座）。1960－1970年代毛力主输出暴力革命，号召美国黑人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本营，林彪把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升为全球革命道路、即第三世界包围第一世界实现世界一片红（“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都是毛努力实现其颠覆世界梦的亮点。
尽管当今“中国威胁论”四处冒烟，但几乎没有严肃的观察家评论家认为北京正在输出暴力革命。中国目前和外部世界发生纠纷的，主要是源于这些：输出产品或产能、输出发展模式包括环境污染、输出资本、输出大外宣、输出治理模式。这几种输出也令很多老外担忧，但它们不同于暴力革命的输出，后者是要推翻“帝修反政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掀起多年的战火和流血；前者则主要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是你输我赢的竞争（“我们为何不应学习中国模式”，《新苏黎世报》2018年2月5日评论，DW中文网同日翻译转载）。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段里，看不出中国会朝世界革命的道路迈进。中国当今的这些做法，一大半是从西方学来的，是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许多发达国家都做过，如德国和日本（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Global imbalances：Is Germany the new China？A sceptical view”，VoxEU.org，5 October2010）。最关键的是：当今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尽力在国际市场体系里多占好处，而不是摧毁它，像苏联阵营那样以社会主义贸易体系取而代之。目前中国最高层每天向世界大声呼喊的，是要推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度集权之后
最后看第三大单元：中国的政治体制。“毛梦”里面的几大单元，在毛生前就数这个单元落实得最给力，用林彪的话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发至县、团级学习文件，笔者学习后收藏）。毛毕生造就的这种政治体制，对后人影响巨深。哈佛大学商学院1990年代后期曾经在中国大陆对工商界中上层做过一个实证研究，发现他们最向往的领导体制即最想仿照的，就是毛模式，不论他们是否在毛时代挨过整受过苦，也不论他们是国企主管还是民营老板。有了这个普遍性的背景，我们对内地这几年日益强调权力集中再集中的趋势，就不该惊讶了。
综合来看，毛泽东之梦和当今中国梦的关联程度，以第二大单元最弱，第三大单元最强，第一大单元居中，这种整体格局对我们的未来意味深长。公众注意力显然一直是聚焦于第三大单元，恰如今年3月初北京“两会”前后的万千报道和评论所示。由于关注点一直偏重于此，无数人就担心中国不久“文革会再来一次！”笔者却不作这样的判断，理由简述如下：当今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无法借助“全民皆兵、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的毛式中国社会结构来实现，更不可能借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两个阵营、你死我活斗争”的毛式全面对抗来完成。以“两个一百年”为时间框架的中国梦若非全盘落空，至少三种运行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持续造富的国民经济，哪怕这个经济体里面充斥不公正和不平等，哪怕多位企业家个人的下场是个悲剧；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创新元素，不论是经由留学渠道或人才引进或专利购买或技术窃取；持续提供给中国巨量产能及产品对外输出的渠道，不论是通过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或是通过一带一路之类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手笔操作。这三种运行机制可以在一个更自由的政治体系里更有效地起作用，也可以在一个更强制专权（Hard－authoritarian）的统治体系里以更高的成本起作用，但它们绝对不可以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环境和极端主义体制（文革期间便是这种综合状态）里挣扎生存。
有理由保持艰难和顽强的乐观主义
笔者坚信，当今的中国梦之落实，必须依赖企业家阶层、国际贸易商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尽管北京顶层不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行业资源和专业能力转换成对党国权力体制发出挑战的手段。香港未来之生存发展的空间与局限也与此一脉相承——这三个阶层是香港社会的支柱群体，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世代竞争形成的，难以被替代取消。他们活动的“天花板”早先（1997年之后的十多年）是玻璃做成的，而现在越来越换成是钢板材料的了，明摆在那儿，不许去碰撞。只要不去正面碰撞，就不至于摧毁你。
有些读者或许要问：为什么当今的中国梦不至于全方位对接毛泽东之梦？为什么第三大单元再趋强化，也不会演变成文革全盘回潮，决不会主动毁掉上述的三种运行机制及它们的三个操作阶层？这组问题已经超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经验讨论范畴，进入到宗教学层面，比政治哲学更加形而上，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诠释。
（有删节）
（香港《信报月刊》，2018年1、2、3月号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