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这是冯兰瑞（1920-9-16—2019-2-28）宏文《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作出的结论。
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与军警争抢水龙，来源：China Daily
据《维基百科》，一二九运动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一二•九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请愿游行，以及12月16日北平市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活动，和1936年1月初“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还包括同时期受北平12•9、12•16游行的影响在全国20多个城市掀起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响应。广义的“一二•九运动”还包括1936年2月1日成立的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运动，此“民先”运动很快扩大为全国及海外并历时三年的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民先”停止发展。
由于一二九运动开启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先河，故事后自毛本人起，从上到下各级党组织均一直竭力宣称该运动是中共发动的，见于各种有关记述中的“主要领导者”不下十馀人，包括：
1彭涛（1913-1961-11-14）2黄敬（1912–1958-2-10）3姚依林（1917-9-6–1994-12-11）4蒋南翔（1913-9-7–1988-5-3）5黄华（1913-1-25–2010-11-24）6王学明（1916–1978-7-16）7宋黎（1911-10-27–2002-11-12）8郭明秋（1917–2001-5-14）9周小舟（1912-11-11–1966-12-26）10李昌（1914-12-12–2010-9-3）11林枫（1906-9-30–1977-9-29）
《维基百科》称：一二•九运动初期实际负责人是彭涛并起主要作用，实际前线工作以经验丰富的黄敬为主，谷景生主要做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和负责左联工作。1935年12月20日河北省委把王学明与彭涛同时调走，正式派遣林枫到北平成立北平市委，林枫任市委书记。
据《维基百科》：彭涛于1931年初考入北平大学附中高中部就读。“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及左联北方分盟。1932年6月，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夏被派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工作。同年9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北平，1934年考入辅仁大学，与平大附中的同学谷景生取得联系，又找到周小舟，在北平的大中学校恢复团组织与外围抗日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宋庆龄发起创建）北平分会。1935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由王学明、彭涛、杨子英组成中共北平市工委，彭涛任宣传部长；11月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任组织部长、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平津学生联合会南下扩大宣传团党团书记。
至于黄敬，相信不少读者都不陌生。他原名俞启威，是北大数学系学生，1932年入党，未几成了李云鹤（艺名蓝?，即江青）的前夫。一二九游行时，他站在一辆有轨电车顶指挥大家冲破军警的阻截，被拍了照片广为散布。当时在下面托着他的是东北大学游行队指挥宋黎。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末尾有个镜头，林道静也是这样站着的。
说到谷景生，他一度短暂地担任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抗战开始就奉派到山西跟薄一波共同做阎锡山部队的整训工作。后来他成了薄一波的亲家，所以去世后薄特地撰文表示悼念，文章写得很有感情：
“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七十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记住他的功绩，记住他的名字。”
不过薄文并没有具体记述谷景生在一二九运动中担当的角色，只缕述了自抗战到韩战（上甘岭战役与秦基伟拍档）十多年里谷的累累功迹，也交代了1957年谷的厄运—其妻北京市中级党校教研室主任范承秀（范仲淹后人）由于庇护校内教员被打成右派，当时范已有身孕，谷坚拒上级指示，不肯与之离婚。后被贬调离与钱学森共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文革初起原任总政群工部部长的他因一二九运动期间曾被捕而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当时凡历史上曾蹲过蒋管区监狱者，不论是否经组织保释，都一律戴上“叛徒”铁帽，其最著者为华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叛徒集团），直至1973年谷妻才获叶剑英批准首次探监。1975年邓小平找秦基伟请谷出来工作，1978年12月复出，随即参与组织指挥了中越战争，1981年调任新疆第二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
谷生平一大安慰是跟范承秀育有五朵金花，三女成了国企首脑腰缠万贯，老三嫁李雪峰之子，幼女（即1957年范腹中胎儿）嫁薄熙来。但他去世后薄谷开来因故意杀人（还是外国人）罪被判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
前面提到的宋黎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肄业于东北大学，一二九之后奉命到张学良身边做卧底，深得张少帅的赏识而被任为秘书。与西安事变关系密切。中共建政后官至省部级。
上列诸人中以清华大学的姚依林（姚克广）升迁至最高——政治局常委。他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11月经周小舟介绍加入中共。12月8日晚姚依林和彭涛,郭明秋,黄敬,孙敬文开会，决定由黄敬在游行队伍中指挥，姚依林和郭明秋在西单北亚咖啡馆内坐镇指挥，彭涛不公开露面。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改组北平学联党团，姚依林任党团书记。1937年7月任天津市委书记。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辗转各地一路顺利，中共建政后高歌猛进从未受挫。他支持六四镇压，屹立不倒。其女婿王岐山也一样青云直上至副国级，翁婿可谓政坛长青树。
值得一提的是姚依林之母曾以任教中学英语谋生，姚自小得其熏陶听说能力当然颇强。他还会制造炸弹，在最高层中再无第二人！蒋南翔作为当年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广为人知，而其警句“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尤其不胫而走。不过实际上他所起作用较彭黄（敬）谷姚略低，甚至不如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
黄华曾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学生联合会总交际。这跟他后来出任大陆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和外交部长倒是衔接得十分合适。1936年1月他加入中共，6月陪同斯诺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后留在当地任翻译及朱德的政治秘书等。其夫人何理良是法学家兼作家何思敬的女儿，婚姻介绍人是朱德夫人康克清。黄华最后也官至副国级（人大副委员长）。
有“党内的觉醒者”之称的李昌，是土家族人，他1934年逃亡南京时失去了团的关系。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1936年1月北平学联组成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他担任第三团先遣队长。1936年2月1日，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李昌是清华大学民先队的小队长。3月当选大队长。6月调入北平民先总队部接任总队长。此前的5月，共青团宣布“改造”，已经重新入团的李昌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李昌当选全国民先总队长。1938年到延安后，他主要从事青年工作。
相比上面众多大哥哥，郭明秋只是小妹妹。但她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宣传部部长，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1936年与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结婚。1937年10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1940年任妇委秘书长。
以上各位当时均属在校的大中学生，周小舟却不然。他1935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在校加入中共，任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长，11月底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1936年春奉派赴南京和宋子文,陈立夫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8月赴延安向中央汇报，之后任毛的秘书。可见跟一二九运动没多大关系。
林枫就更是1935年12月20日才到北平就任临时市委书记。两次大游行都过去了。
冯兰瑞（1920-9-16—2019-2-28）是李昌的妻子，经济学家。1938年入党，与李结婚于1946年。故对“一二•九”运动甚为知情。她在《是谁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一文中写道：
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共党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东北三省沦陷。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又提出“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青年学生满腔热情呼吁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加上共产党在国统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中共地下党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那几年，北平市委叠遭破坏，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二、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与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覆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三、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覆）、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