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内部讲话集
这套内部讲话共11本，是小开本，外包装还有一个纸匣，扉页是刘亚洲为何家栋的题字“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最缺何家栋——学生刘亚洲上2006，2”
配图刘亚洲题字
说真话，以学生相称的刘将军的字与何家栋用圆珠笔写的蝇头小楷可差远了，但是真诚可鉴。
何家栋是如何轰动了刘亚洲呢？
何家栋采用问答形式书写刘亚洲，不是直接褒贬，表现的是老一辈人的谦逊，当然比较我直接抡棍子何老还是要老辣得多。何况他还专门给刘亚洲安排了一个挨棍子的对立面朱成虎，对当时网上的两位风云将军，他明确说：“我比较欣赏刘亚洲，他毕竟是在谈军人的本行：战略战术。朱成虎不值一嘘，吹牛都不是地方。扔原子弹是你做得了主的事儿么？”
一，“党指挥枪“是何刘的根本分歧
刘亚洲的战略思维引发社会巨大争议，极右说他“军人干政”，极左说他是“带路党”。何家栋都不同意，他要批判的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他的主张是宪政制度下的“军队国家化”。文章第一节“中共党军关系的三模式”在全文占据提纲携领的位置。他说“党指挥枪”个虚拟命题，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才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谁有枪谁就是党。“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岂止干政？还出政哩。他用他锋利的笔剖析了中共历史上枪和党的关系及变迁。
“第一代，军党化，为主义而战。党拿枪，枪建党，党军一体，有党权即有军权，无军权亦无党权。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被夺了军权，就只能吃闲饭，发牢骚。遵义会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他，就等于承认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就像是毛的政治秘书。毛成了党魁，又成了军头，这个党才能指挥枪。”
“第二代，草头化，为权力而战。邓大人要枪不要党，就因为枪可以指挥党，挟天子以令诸侯，总书记想废就废，捅出漏子就撇开中央，调军队包围自己的首都，在和平时期大开杀戒，继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来一场‘武化小革命‘。历史证明：军队介入国内政治事务，政治斗争，只能乱上加乱，造成军队的不断分裂，不断清洗，文革中‘支左’是这样，六四平暴又是这样，都使军队丢脸，失去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军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既是人民的悲剧，也是军队的悲剧。”
何家栋谈到第二代邓小平，顺便把刘亚洲“歌颂六四“的错误立场也解决了。
“第三代，家丁化，为利益而战，今日的将军‘挑选‘自己的主子，公然违背党法党规，为任满的头头上劝进表，也有个理由：要解放台湾。叫人想起“死了张屠户，要吃混毛猪”。何以如此难舍难分？原来他们已结成利益共同体，要官给官，要钱给钱，跟谁获利最多就跟谁，如同主奴，一切从利益出发。只有利益可以指挥枪。军队还不腐败吗？
何家栋揭示了刘亚洲特别关注，但是只归咎于“信念和道德”，不能也不敢深入挖掘的军队腐败的根源。
二，何与刘的军队改革不是一回事
对于中国军队改革的方向，何家栋否定了刘亚洲一再高调提出的“军队要进行革命式的改革”：“所谓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就是将军队置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依旧是一个拥有武装、带有暴力倾向和黑道性质的政治团伙，与现代政治文明无缘。”
军队如何改革？老人家的笔锋再次指向邓小平。“邓大人说，再发生动乱，还得开枪。不知他想过没有，如果拿枪的人也要乱动，出现张学良现象，他又靠谁？军队要成为真正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就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军人职业化，在政治生活中严守中立，不介入国内政治事务，让政治家在会议桌上去解决他们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
三，何家栋这样赞誉了刘亚洲的战略思维
刘亚洲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其中有一段影响非常广泛的话；“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何家栋非常体谅刘亚洲的苦衷，他说“刘亚洲不是自由主义者，不会主张为一切可能的价值创造发展条件。所以左右逢源就变成‘在夹缝中奋斗‘。“”刘亚洲似乎是用文艺创作手法演绎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分析。它有利于煽情，却无助于思考。“
出人意料的是，何家栋这样评价刘亚洲“西进西进”，“直扑中亚，俯冲南亚”，”把中亚变成第二个中东”，以及“知雄守雌”的战略思维：“他把韬光养晦的自欺欺人之谈彻底戳穿了”。“这算是一种赞誉吧？”你那个政治制度就是扩张性的，无论怎么韬晦，也是和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还当人家不知道。韬晦本来就不是个好字眼，无非是把弓藏在袋子里，别叫人看到你的野心。你说‘永远不称霸’，那是力有不逮；只要有几分胜算，还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想教训谁就教训谁！一个敢出动坦克车对付手无寸铁老百姓的国家，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政治上不改弦更张，说的再好听，摆的姿态再低也是没人相信的。”赞誉了刘亚洲，但是棍子痛殴的仍旧是邓小平，若无中国新道统的高度，对“韬光养晦”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评价？
何刘交往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2006年，何家栋病重，9月刘亚洲到医院探视，留下合影。
配图，刘亚洲看望何家栋
对刘亚洲《战略文集》还有一个非常牛的评价，我认为是于浩成先生的“特权加良知”。所以我把何刘二人的友谊称为21世纪之初“良知“的交融。
还不到20年，中国曾经出现的人文盛景已不复存在，“后极权主义“呈现出一种有限多元的社会情景，也成为”明日黄花“，记述何家栋和刘亚洲，也是记述中国曾有的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